藝術與生活·論左拉(3)_周作人

論左拉(3)

　　推廣用語的範圍是一件沒有人感謝的事，但年長月久，虧了那些大膽地採用強健而單純的語句的人們，文學也才有進步。英國的文學近二百年來，因為社會上忽視表現，改變或禁用一切有力深刻的言詞之傾向，狠受了阻礙。倘若我們回過去檢查屈塞（Chaucer），或者就是莎士比亞也好，便可知道我們失卻了怎樣的表現力了。實在我們只須去看我們的英文聖書。英文聖書的文藝上的力量，大半在於此二者：其一是它的非意識的講究風格，這個要求在成書的那時候恰巧正佈滿世間；其一是它的用語的簡單直截無所羞恥的魄力。倘若發見聖書這件事留下給我們來做，那麼無論那一種英譯本將非由非公開的學會定價很貴地出版不可，因為恐怕落在英國夫人們的手裡。這是我們英國人喜歡調停的緣故，所以在一禮拜的一天裡可以把一把鐵鏟叫作鐵鏟，但在別的時候卻斷乎不可；我們的鄰人他們的心思組織得更是合理，稱這種態度作「不列顛的假道學」。但是我們的心的隔壁還是水泄不通的堅固，大概說來，我們實在比那沒有聖書的法國人還要弄得不行。

　　例如我們幾乎已經失卻了兩個必要的字「肚」與「腸」，在《詩篇》中本是用得很多而且很美妙的；我們只說是「胃」，但這個字不但意義不合，至少在正經的或詩趣的運用上也極不適宜。凡是知道古代文學或民間俗語的人，當能想起同樣地單純有力的語句，在文章上現已消失，並不曾留下可用的替代字。在現代的文章上，一個人只剩了兩截頭尾。因為我們拿尾閭尾做中心，以一呎半的半徑——在美國還要長一點——畫一圓圈，禁止人們說及圈內的器官，除了那打雜的胃；換言之，便是我們使人不能說著人生的兩種中心的機能了。

　　在這樣境況之下，真的文學能夠生長到什麼地步，這是一個疑問，因為不但文學因此被關出了，不能與人生的要點接觸，便是那些願意被這樣地關出，覺得在社會限定的用語範圍內很可自在的文人，也總不是那塑成大著作家的勇敢的質料所製造出來的了。社會上的用語限定原是有用的，因為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員，所以我們當有一種保障，以免放肆的俗惡之侵襲。但在文學上我們可以自由決定讀自己願讀的書，或不讀什麼亦無不可；如一個人只帶著客廳裡的話題與言語，懦怯地走進文藝的世界裡去，他是不能走遠的。我曾見一冊莊嚴的文學雜誌輕蔑地說，有一女子所作某小說乃論及那些就是男子在俱樂部中也不會談著的問題。我未曾讀過那本小說，但我覺得因此那小說似乎還可有點希望。文學當然還可以墮落到俱樂部的標準以下去，但是你倘若不能上升到俱樂部的標準以上，你還不如坐在俱樂部裡，在那裡談天，或者去掃外邊的十字路去。

　　我們的大詩人大小說家，自屈塞至菲耳丁（Fielding），都誠實勇敢地寫那些人生的重大事實。這就是他們之所以偉大，強壯地健全，光明地不朽的緣故。設若假想在他們並沒有含著什麼勇敢，那是錯了；因為雖然他們的言語比現在更為自由，他們敢於模造那個言語使適用於藝術，使文藝更與人生接近，卻已超過他們的時代了。這就是在屈塞也是如此；試把他與他同時以及後代的人相比較，試看他怎樣地想和緩讀者的感受性，消除「高雅」人們的抗議。在無論什麼時期，沒有偉大的文學不是伴著勇敢的，雖然或一時代可以使文學上這樣勇敢之實現較別時代更為便利。

　　在現代英國，勇敢已經脫離藝術的道路，轉入商業方面，很愚蠢地往世界極端去求實行。因為我們文學不是很勇敢的，只是幽閉在客廳的濁空氣裡，所以英國詩人與小說家沒有世界的勢力，除了本國的上房與孩兒室之外再也沒人知道。因為在法國不斷地有人出現，敢於勇敢地去直面人生，將人生鍛接到藝術裡去，所以法國的文學有世界的勢力，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明智的人都能承認它的造就。如有不但精美而且又是偉大的文學在英國出現，那時我們將因了它的勇敢而知道它，倘或不是憑了別的記號。

　　言語有它極大的意義，因為這是人的最親密的思想的化身。左拉的風格與方法都很單調，倘若我們知道了他的秘密，這種單調便將使他的書不堪卒讀；書中所說的主旨也總是一樣：便是自然生活的精力。凡是壯健者，凡是健全地豐滿者，無論健全的與否凡是為猛烈的生活力所支配者，關於這些事物左拉總是說不厭的。《土地》（La Terre）的絕妙的開場，描寫少女趕一頭春情暴發的母牛，往養著種牛的田莊去，隨後又引她安靜的回來，這一節文章可以象徵左拉的全個宇宙觀了。

　　一切的自然的力，在他看來都是迫於生殖欲而奔竄，或是滿足了欲望而安息。就是那大地自身，在《萌芽》的結末裡說，也孕著人類，在土內逐漸萌芽，到了一日便從坑中擁出，重新這老世界的垂亡的生命。在人與動物，機械以及一切物質上表現出來的自然力，永遠在那裡受孕與生殖：以這個意思為主，左拉確是收了他最大的效果，雖然其構成的分子分別看來並不是怎樣優美，或有精微的見解，或是特殊的新奇。

　　我們在論左拉的時候，總常要想到這一件事：左拉所想做的事，大抵都有比他更能幹的藝術家更好地做成了。龔枯爾兄弟推廣言語的範圍，並及於特殊俗語，而且用了更精美雖然也更朦朧的藝術，直面左拉所面過的那些事實；巴爾劄克（Balzac）創造同樣眾多而且活現的一群人物，雖然大半都從他的空想中取出；於斯曼（Huysmans）能夠更巧妙地把奇異或穢惡的景象印進人家腦裡；托爾斯泰更深地實現出人生來；茀羅倍耳是大膽地自然主義的，而又有著那完全的自製力，這本是應與大膽同具的東西。在茀羅倍耳那裡我們又看出與左拉相同的一種冷峭。

　　這個冷峭是左拉著作的一種獨有的特色。這正是那冷峭的力量，使他的著作具有那種優越與深刻。冷峭可以說是左拉著作的靈魂，他的對於人生的態度之表示。這個原因大抵與別的特色一樣，由於他早年的貧窮以及與人生經驗的隔離。在他揭出人間的殘酷利己與卑劣的寫法上有種凶厲的公平，一個被關出在外的人的公平。他的冷峭之酷烈在這裡卻與他的自製相等。他把冷峭集中於一言一笑一動的上面。左拉的確相信一個改革過的或竟是革命過的未來社會，但是他沒有什麼幻覺。他只照他所見寫下一切的情形。他對於勞動階級並無特別感情，他不曾寫璞玉般的人們。這在《萌芽》裡邊很是明瞭。

　　在這書裡現代資本主義問題的各面都曾說及，那些溫和的股東階級，不能夠想到此外有一個社會，大家不能靠花紅過日或者有時做點慈善事業的社會；那些官吏階級，懷著言之成理的意見，以為他們是社會所必需，責在彈壓工人，維持秩序的；還有那些工人，有些變成兇惡，有些像啞口畜類地受苦，有些攀住了頭領，有些狂暴的反抗，少數則盲目地奪爭想得公道。

　　在左拉的公平裡沒有什麼漏洞；《萌芽》裡的主人公闌提亞——那個煽動家，誠實的反抗迫壓，心裡卻是無意識地有著中產階級的思想——的性格逐漸的發達，似乎寫得非常的正確。照左拉看來一切都是一個壞的社會組織的犧牲，自為奴的工人以至過飽的廠主：唯一的合理的辦法是大掃除，把糠和稻草一併燒卻，重新耕地，長出優美壯健的種族來。這是左拉的態度之當然的結論，因為他看現代社會是一個極端惡劣的集團。他對於世間男女的哀憐是無限的；他的輕蔑也是一樣地無限。

　　只有對於動物，他的憐惜才不雜著輕蔑；有幾節最可記念的文章都是講著動物的受苦。新的耶路撒冷會成立起來，但那蒙穌的礦工決不會走到；他們將在路上爭奪那中等階級的小而氣悶的別莊了。左拉把他的可憐而無情的冷嘲傾倒在柔弱無能多有過失的人之子的頭上。因了這個道德的力，與他的火山似的豐富的才相聯合，才使他的影響出於別個藝術家之上，雖然比較起來他們要比他更為偉大。

　　以後世間未必還是繼續讀左拉的書罷。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但是在十九世紀已經過去之後，他還當仍有他的興味。將來可以有許多材料，特別在日報裡邊，供給將來的史家去重新造出十九世紀後半的社會生活。但是那材料太多了，所以將來的史家或者要比現代的更為固執而且偏頗。想要得到那時期的重要方面的一個活現公平的圖畫——就大體上說，是一個誠實的圖畫——雖然是從外面看去，卻是同時代的人所寫，把所有機密或醜惡的事情都描畫出來，未來的讀者最好是去找左拉了。倘若有一個十三世紀的左拉，我們將怎樣喜歡呵！我們將提心吊膽的讀黑死病的記事，其描寫之精密有如《酒店》中的十九世紀的酒精中毒。

　　古代農奴生活的故事，同《土地》那樣詳細的記錄下來，當有不可比量的價值。倘若當時有了一部《銀》（L'Argent），古代的商人與重利盤剝的債主的情形在現在當不至那樣地朦朧不明了。修道院與禮拜堂還有一部分保留至今，但是沒有《萌芽》這樣的書存在，告訴我們那些鑿取石材，堆垛起來，加以雕刻的人們的生活與思想。這樣的記錄怎樣的可寶貴，我們只要想起屈塞的《坎德伯利故事》小引的無比的興味，就可以明白了。但是我們子孫的子孫，心中蓄著同樣的情感卻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環境裡，將在《路公麥凱耳叢書》的書頁上，得以重複置身於滅沒的世界之奇異遼遠的事情之中。這是古代小說裡的怎樣古怪而且可怕的一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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