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論左拉(2)_周作人

論左拉(2)

　　左拉終於是貞潔，而且還是清醒——雖然我們聽說在他質素的午餐時，他那陰鬱乖僻的面色轉為愉悅像是饕餮家的臉一般——但是這些早年的努力，想吸取外界的景象聲音，以及臭味，終於成為他的一種定規的方法。劃取人生的一角，詳細紀錄它的一切，又放進一個活人去，描寫他周圍所有的景象，臭味與聲音；雖然在他自己或者全是不自覺的，這卻是最簡單的，做一本「實驗的小說」的方劑。這個方法，我要主張，是根于著者之世間的經驗而來的。

　　人生只出現為景象聲音臭味，進他的閣樓的窗，到他的面前來。他的心靈似乎是中心餓著，卻駐在五官的外面。他未曾深深地嘗過人生的味，他並不積下純粹個人的感情的泉，大藝術家都從這裡汲起寶貴的液，即以作成他們作品中的清澈的活血。在這一點上，他與現代的別個大小說家——也是一個全世界有影響的火山性的威力——怎樣地不同呵！托爾斯泰在我們面前，顯出是一個曾經深沉地生活過的人，對於人生懷著一個深廣的饑渴而已經滿足了這個饑渴的人。他熱望要知道人生，知道女人，酒的快樂，戰爭的兇暴，田間農夫的汗的味道。

　　他知道了這些東西，並不當作做書的材料，只是用以消融個人的本能的欲求。在知道這些的時候，他就積蓄下許多經驗，日後做書時逐漸取用，因此使那些作品有那種特別動人的香味，這只在往昔曾經親自生活過的事物才能如此。左拉的方法卻正是相反；他想描寫一所大房子的時候，他坐在孟尼亞先生的宮殿似的住宅外面，獨自想像屋內華麗的陳設，到後來才知道自己所寫都與事實不符；在寫「娜娜」之前，他托人介紹去見一個妓女，總算同她吃了一餐午飯；他在《潰敗》（La Débâcle）裡記述一八七〇年的戰事，他的勤勞的預備只是限於書本文件以及間接的經驗；他要描寫勞工的時候，他跑到礦裡和田間去，但是似乎不曾作過一天的工。左拉的文學方法是一個暴發戶——想從外邊挨擠進去，不曾坐在生活的筵邊，不曾真實地生活過的人的方法。這是他的方法的弱點。這卻又是他的好處。

　　在左拉著作裡沒有像托爾斯泰著作裡所有的那種饜足之感。我們因此可以瞭解，為什麼托爾斯泰自己推許左拉為當時法國真是有生氣的一個小說家，雖然他們的文學方法是如此不同。那個受餓的少年，眼巴巴地望著可見的世界，因了他理智的貞潔獲得了一種報酬；他保存了他的對於物質的東西的清楚的視力，一種熱心的，沒有滿足的，無所偏倚的視力。他是一個狂熱信徒，在他的忠誠于人生的各方面這一點上。他歷來像古代小說裡的最勇的武士為他的愛人名譽而戰一樣地爭鬥，也曾受過侮辱比他們所受的更多。他在一篇論文裡極憤怒地叫道，「他們把我們的廁所都裝鐵甲了！」這便是那狂信者嚴肅的決心的一個妙例，不准有什麼障隔設立起來，以致隔絕外界的景象與臭味。他的對於人生之強烈的饑渴將她那新鮮的元氣與不可壓伏的活力給與他的著作了。

　　關於這個不曾滿足的活力，事實真是如此，正如關於這些活力所常有的事；這雖然犧牲了所能有的優美，卻因此保存了她的壯健。在他的猛烈的視力與其「工作，工作，工作！」的福音裡，都含有一點苦味。這令人想起一種狂暴的攻城，在攻者也已熟知這城是上不去的。人生並不是只靠感覺所能瞭解；在那裡常有些東西，即使竭盡耳鼻目力都不能攫住的；一個平衡的心靈，並不單靠五官的記憶，卻又靠那運動的與情緒的活力之滿足，才能建造起來。這個重要的事實，即使我們在想說明左拉事業內積極的原素的時候，也必當面著的。

　　左拉對於他同時的以及後代的藝術家的重要供獻，以及他的給予重大激刺的理由，在於他證明那些人生的粗鄙而且被忽視的節目都有潛伏的藝術作用。《路公麥凱耳叢書》在他的虛弱的同胞們看來，好像是從天上放下來的四角縫合的大布包，滿裝著四腳的鳥獸和爬蟲，給藝術家以及道德家一個訓示，便是世上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說是平凡或不淨的。自此以後別的小說家因此能夠在以前決不敢去的地方尋到感興，能夠用了強健大膽的文句去寫人生，要是沒有左拉的先例，他們是怕敢用的；然而別一方面，他們還是自由地可以在著作上加上單純精密與內面的經驗，此三者都是左拉所沒有的特色。

　　左拉推廣了小說的界域。他比以前更明確更徹底地把現代物質的世界拿進小說裡來，正如理查特孫（Richardson）把現代的感情世界拿進小說來一樣，這樣的事業當然在歷史上劃一時代。雖然左拉有許多疏忽的地方，他總給予小說以新的力量與直截說法，一種強健的神經——這固然不易得到，但得到之後我們就可以隨意地使它精煉。他這樣做，差不多便將那些崇奉小說家訣竅的不健全的人們，那些從他們的空虛裡做出書來，並沒有內面的或外面的世界可說的人們，永遠地趕出門外去了。

　　左拉的喜歡詳細描寫，的確容易招人嚴厲的攻擊。但是我們如不把它當作大藝術看，卻看作小說的進化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那麼它的描寫也就自有理由了。這樣猛烈地去證明那全個現代的物質世界都有藝術的用處這個主張或能減少著者的技巧之名譽，但這卻的確地增加主張的力量了。左拉的詳細描寫——那個浪漫運動的遺產，因為他正是這運動的孩兒——很公平地普及於他所研究的人生的各方面，礦中的工作，巴拉都山的植物，以及天主堂的儀式。但是反對派所攻擊最力者，並不在於這些無生物的描寫與人類之工業及宗教活動的精細記述。

　　他們所反對的卻在左拉之多用下等社會的言語以及他的關於人類之兩性的及消化作用的描寫。左拉多用隱語——民眾的隱語——在研究下等社會生活的《酒店》內最多，其餘的書裡較少一點。《酒店》一書在許多方面是左拉最完全的著作，它的力量大部分在於他的能夠巧妙地運用民眾的言語；讀者便完全浸在如畫的，強健而有時粗鄙的市語的空氣中間。在那書裡，雜亂重複地裝著許多粗話惡罵以及各種不同的同意語，未免缺乏一種藝術上的節制。但是那些俗語達到了左拉所求的目的，所以也就自有存在的價值了。

　　我們把這個運動看作對於過分的推敲之一種反抗，覺得更有關係。那種修辭癖主宰法國言文將近三百年，一面把它造成細緻精密的言語，適宜於科學的記述，卻因此也使它變壞，若與最于左拉有影響的古典文學家拉布來（Rabelais）蒙丹尼（Montaigne）或莫理哀耳（Molière）所用的言語相比，便覺得缺少彩色與血了。十九世紀的浪漫運動的確將彩色加進言語裡去了，但不增加進什麼血去；而且這又是一種外來的熱烈的彩色，不能永久地滋養法國言語的。

　　因過於精煉而變成貧血的言語，並不是用了外來的奢侈品所能治療，只有增加言詞的滋養成分才行；左拉走到人民的俗語裡去，這路是很對的，因為那些言語大抵是真正古典的，而且常是非常壯健。他有時的確不很仔細，或者不很正確地運用市語，有時把只是暫時發生的言詞過於看重。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在給俗語以文學上的位置與聲勢；——這些文句雖然原有可驚的表現力，卻被大家非常看輕了，只有一個第一流的而且又有無比的大膽的文人才敢把它們從爛泥裡拾起來。這件事左拉已經做了；在他後面的人就很容易補他的不足，去加以審慎與判斷了。

　　左拉的關於兩性的及消化機能之寫法，如我所指出，最受批評家的攻擊。我們稍一思索，即知這兩種機能正是生活的中心機能，饑與愛之兩極，全世界即繞之而旋轉的。在平常社會表面的交際上，我們所想要逐漸地粉飾隱藏過去的東西，正是這兩種機能方面的事情，這也本是自然的。說及這兩方面，常有一種省略及迂回之傾向；在社會上，這個影響未嘗有害，而且還是有益。但是它的勢力還不斷的伸到文學上來，於是這就很有害了。

　　有幾個大著作家，都是第一等的古典文學家，因為反抗這個傾向，也就走到兩極端去。第一種是「糞便隨喜」（Coprolalia），常喜講及兩便，這在拉布來可以看出若干，在那半狂的斯威夫德（Swift）更為明瞭；這種癖氣，如完全發達，將成為一種不可抑制的本性，有些狂人就是如此。第二種是「意淫」，常是環繞著性的事情，卻又很膽怯的不敢直達；這種暗摸婦女裙袋的態度在斯登（Sterne）裡找到文學上的最高代表。同糞便隨喜一樣，這種意淫到了不可抑制，也是狂人的一種特徵，使得他們到處都看出色情來。

　　但是這兩種極端的傾向並不見得與最高的文藝不能相容。而且它們的最顯著的首領都是教士，上帝的照例的代表。無論左拉在這兩方面如何放肆，他總還在普通所承認為好社會的裡面。他在這幾點上不曾追上拉布來長老，斯威夫德主教與斯登教士；但他有點失了均衡的藝術之節制，那是無可疑的。在這一面他過重營養方面的醜惡的事，在那一面又帶了貞潔生活之怯弱的遐想，過重肉的生活之暴露。他這樣做的確不免表示出他藝術的一種軟弱，雖然他推廣文藝的用語與題材的範圍之功績並不因此有所減少。我們如記住有許多文藝界的有冠帝王都同左拉一樣地走近這些題材，卻比他更不端莊，我們就覺得關於這個問題更不必對他多所吹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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