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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3)


  九 自然主義是一種科學的文學,專用客觀,描寫人生,主張無技巧無解決。人世無論如何惡濁,只是事實如此,奈何他不得,單把這實情寫出來,就滿足了。但這冷酷的態度,終不能令人滿足,所以一方面又起反動,普通稱作新主觀主義。其中約可分作兩種:

  一是享樂主義。片上天弦論明治四十四年文壇情狀,有這一節,說得明白:

  「一二年來,對於自然派靜觀實寫之態度,表示不滿,見於著作者,所在多有。自然派欲保存人生之經驗,此派之人,則欲注油於生命之火,嘗盡本生之味。彼不以記錄生活之歷史為足,而欲自造生活之歷史。其所欲者,不在生之觀照,而在生之享樂;不僅在藝術之製作,而欲以己之生活,造成藝術品也。」

  此派中永井荷風最有名。他本是純粹的自然派,後來對於現代文明,深感不滿,便變了一種消極的享樂主義。所作長篇小說《冷笑》是他的代表著作。谷崎潤一郎是東京大學出身,也同荷風一派,更帶點頹廢派氣息。《刺青》《惡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

  一是理想主義。自然派文學,描寫人生,並無解決,所以時常引人到絕望裡去。現在卻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這就暫稱作理想主義。法國柏格林創造的進化說,羅蘭的至勇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同英美詩人勃來克與惠特曼的思想,這時也都極盛行。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實篤等一群青年文士,發刊雜誌《白樺》提倡這派新文學。到大正三四年時(1912—1913),勢力漸盛,如今白樺派幾乎成了文壇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長與善郎裡見弴志賀直哉等,也都有名。

  早稻田大學,自從出了島村抱月相馬禦風片上天弦等以後,文學上狠有勢力。隨後新進文士,也出了不少。中村星湖離了客觀的自然主義,提倡問題小說,興起主張本位的藝術。相馬泰三著作,帶著唯美的傾向。穀崎精二是潤一郎的兄弟,卻是人道主義的作家,有短篇集《生與死之愛》可以見他的思想一斑。

  十 以上所說,是日本近三十年來小說變遷的大概。因為時間局促,說得甚是粗淺。好在文科加了日本文,希望將來可以直接研究,這篇不過當一個Index罷了。

  講到中國近來新小說的發達,與日本比較,可以看出幾處異同,狠有研究的價值。中國以前作小說,本也是一種「下劣賤業」,向來沒人看重。到了庚子——十九世紀的末一年——以後,《清議》《新民》各報出來,梁任公才講起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隨後刊行《新小說》,這可算是一大改革運動,恰與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即如《佳人之奇遇》,《經國美談》諸書,俱在那時譯出,登在《清議報》上。《新小說》中梁任公自作的《新中國未來記》,也是政治小說。

  又一方面,從舊小說出來的諷刺小說,也發達起來。從《官場現形記》起,經過了《怪現狀》,《老殘遊記》,到現在的《廣陵潮》,《留東外史》,著作不可謂不多,可只全是一套板。形式結構上,多是冗長散漫,思想上又沒有一定的人生觀,只是「隨意言之」。問他著書本意,不是教訓,便是諷刺嘲罵誣衊。講到底,還只是「戲作者」的態度,好比日本假名垣魯文的一流。所以我還把他放在舊小說項下,因為他總是舊思想,舊形式。即如他還用說書的章回體,對偶的題目,這就是一種極大的束縛。章回要限定篇幅,題目須對課一樣的配合,抒寫就不能自然滿足。即使寫得極好如《紅樓夢》,也只可承認他是舊小說的佳作,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新文學。他在中國小說發達史上,原占著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不能用歷史的力來壓服我們。新小說與舊小說的區別,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舊小說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裝不下新思想;正同舊詩舊詞舊曲的形式,裝不下詩的新思想一樣。

  現代的中國小說,還是多用舊形式者,就是作者對於文學和人生,還是舊思想同舊形式,不相抵觸的緣故。作者對於小說,不是當他作閒書,便當作教訓諷刺的器具,報私怨的傢伙。至於對著人生這個問題,大抵毫無意見,或未曾想到。所以做來做去,仍在這舊圈子裡轉;好的學了點《儒林外史》,壞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還有《玉梨魂》派的鴛鴦胡蝶體,《聊齋》派的某生者體,那可更古舊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現代的空氣以外,且可不必論他。

  中國講新小說也二十多年了,算起來卻毫無成績,這是什麼理由呢?據我說來,就只在中國人不肯模仿不會模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舊派小說還出幾種,新文學的小說就一本也沒有。創作一面,姑且不論也罷,即如翻譯,也是如此。卻除一二種摘譯的小仲馬《茶花女遺事》,托爾斯泰《心獄》外,別無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還多,接下去便是高能達利哈葛得白髭拜無名氏諸作了。這宗著作,果然沒有什麼可模仿,也決沒人去模仿他,因為譯者本來也不是佩服他的長處所以譯他;所以譯這本書者,便因為他有我的長處,因為他像我的緣故。

  所以司各得小說之可譯可讀者,就因為他像《史》《漢》的緣故,正與將赫胥黎《天演論》比周秦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這樣一個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學人,只願別人來像我。即使勉強去學,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了一點,更古今中外,扯作一團,來作他傳奇主義的《聊齋》,自然主義的《子不語》,這是不肯模仿不會模仿的必然的結果了。

  我們要想救這弊病,須得擺脫歷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隨後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日本就是個榜樣。照上文所說,中國現時小說情形,仿佛明治十七八年時的樣子,所以目下切要辦法,也便是提倡翻譯及研究外國著作。但其先又須說明小說的意義,方才免得誤會,被一般人拉去歸入子部雜家,或併入《精忠嶽傳》一類閒書。——總而言之,中國要新小說發達,須得從頭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書,就是一部講小說是什麼東西的《小說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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