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_周作人

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1)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講演）

　　我們平常對於日本文化，大抵先存一種意見，說他是「模仿」來的。西洋也有人說，「日本文明是支那的女兒。」這話未始無因，卻不盡確當。日本的文化，大約可說是「創造的模擬」。這名稱似乎費解；英國人Laurence Binyon著的《亞細亞美術論》中有一節論日本美術的話，說得最好，可以抄來做個說明：

　　「照一方面說，可以說日本凡事都從支那來；但照這樣說，也就可說西洋各國，凡事都從猶太希臘羅馬來。世界上民族，須得有極精微的創造力和感受性，才能有日本這樣造就。他們的美術，就是竭力模仿支那作品的時候，也仍舊含有一種本來的情味。他們幾百年來，從了支那的規律，卻又能造出這許多有生氣多獨創的作品，就可以見他們具有特殊的本色同獨一的柔性（Docility）。如有人說，Ingres的畫不過是模仿Raphael的，果然是淺薄的觀察；現在倘說，日本的美術不過是模仿支那的，也就一樣是淺薄的觀察。」《大西洋月刊》一一六之三

　　在文學一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從前雖受了中國的影響，但他們的純文學，卻仍有一種特別的精神。如列代的和歌，平安朝（780—1180）的物語，江戶時代（1610—1870）的平民文學——俳句川柳之類，都是極好的例。到了維新以後，西洋思想占了優勢，文學也生了一個極大變化。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逐層通過；一直到了現在，就已趕上了現代世界的思潮，在「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從表面上看，也可說是「模仿」西洋，但這話也不儘然。照上來所說，正是創造的模擬。這並不是說，將西洋新思想和東洋的國粹合起來算是好，凡是思想，愈有人類的世界的傾向便愈好。

　　日本新文學便是不求調和，只去模仿的好；——又不只模仿思想形式，卻將他的精神，傾注在自己心裡，混和了，隨後又傾倒出來，模擬而獨創的好。譬如有兩個人，都看佛經，一個是飽受了人世的憂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時常說些人生無常的話；雖然是從佛經上看來，一面卻就是他自己實感的話。又一個是富貴的讀書人，也看了一樣的話，可只是背誦那經上的話。這便是兩樣模擬的分別，也就是有誠意與無誠意的分別。日本文學界，因為有自覺肯服善，能有誠意的去「模仿」，所以能生出許多獨創的著作，造成二十世紀的新文學。

　　我們現在略說日本近三十年小說的發達，一面可以證明上文所說的事實；又看他逐漸發達的徑路，同中國新小說界的情形來比較，也是一件頗有益有趣味的事。

　　一　日本最早的小說，是一種物語類，起于平安時代，去今約有一千年。其中紫式部做的《源氏物語》五十二帖最有名。鐮倉十三世紀室町十四五六世紀兩時代，是所謂武士文學的時代，這類小說，變成軍記，多講戰事。到了江戶時代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平民文學漸漸興盛，小說又大發達起來。今只將他們類舉出來，分作下列八種：

　　（一）假名草子　是一種志怪之類。
　　（二）浮世草子　一種社會小說，井原西鶴最有名。
　　（三）實錄物　歷史演義。
　　（四）灑落本　又稱蒟蒻本，多記遊廓情事。
　　（五）讀本　又稱教訓讀本。
　　（六）滑稽本
　　（七）人情本
　　（八）草雙紙　有赤本黑本青本黃表紙諸稱；又或合訂，稱合卷物。

　　這八種都是通俗小說，流行於中等以下的社會。其中雖間有佳作，當得起文學的名稱的東西，大多數都是迎合下層社會心理而作，所以千篇一律，少有特色。著作者的位置也狠低，仿佛同畫工或是說書的一樣，他們也自稱戲作者；做書的目的，不過是供娛樂，或當教訓。在當時儒教主義時代，原不當他作文學看待。到了明治初年，這種戲作者還是頗多，他們的意見，也還是如此。所以明治五年（1872），政府對於教導職發下三條教則——一體敬神愛國之旨；二明天道人道之義；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教他們去行的時候，假名垣魯文同條野采菊兩個人代表了小說家，呈遞答文，中有幾處，說得狠妙：

　　「今以戲作為業者，僅餘等二人，及其他二三子而已。此無他，智識日開月進，故賤稗史之妄語，不復重也。……夫劇作者，本非以示識者，但以導化不識者也。倘猶依然株守，非特將陷於迂遠，流於曖昧，其弊且將引人於過失。故決議爾後當一變從來之作風，謹本教則三條之趣旨，以從事著作。再余等雖屬下劣賤業，唯與歌舞伎作者，稍有差別，乞鑒察為幸。」

　　看這兩節，當時小說界的情形，可想見了。明治維新以後，到了十七八年，國民的思想，都單注在政治同學術一方面，文學一面還未注意。翻譯的外國小說，雖頗流行，多是英國Lytton同Disraeli的政治小說一類。有幾個自己著作的，如柴東海散史的《佳人之奇遇》，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末廣鐵腸的《雪中梅花閑鶯》，也都是講政治的。詩歌一面，有坪內天野高田三人譯的《春江奇談》（Lady of the Lake），坪內逍遙譯的《自由太力餘波切味》（Julius Caesar），但也都含有政治的氣味。

　　二　如上所說，明治初年的小說，就只是這兩類：

　　（一）舊小說　是教訓，諷刺，灑落三類；
　　（二）新小說　是翻譯的，或擬作的政治小說兩類。

　　當時有幾個先覺，覺得不大滿足，就發生一種新文學的運動。坪內逍遙首先發起；他根據西洋的學理，做了一部《小說神髓》指示小說的作法，又自己做了一部小說，名叫「一讀三歎當世書生氣質」，於明治十九年（1886）先後刊行。這兩種書的出版，可算是日本新小說史上一件大事，因為以後小說的發達，差不多都從這兩部書而起的。

　　《小說神髓》分上下兩卷；上卷說小說的原理，下卷教創作的法則。他先說明藝術的意義，隨後斷定小說在藝術中的位置。次述小說的變遷和種類，辨明Novel同Romance的區別；排斥從前的勸善懲惡說，提倡寫實主義。他說：

　　「小說之主腦，人情也。世態風俗次之。人情者，人間之情態，所謂百八煩惱是也。

　　穿人情之奧，著之於書，此小說家之務也。顧寫人情而徒寫其皮相，亦未得謂之真小說。……故小說家當如心理學者，以學理為基本，假作人物，而對於此假作之人物，亦當視之如世界之生人；若描寫其感情，不當以一己之意匠，逞意造作，唯當以旁觀態度，如實模寫，始為得之。」

　　《當世書生氣質》就是據這理論而作，描寫當時學生生活。雖然文章還沾草雙紙的氣味，但已是破天荒的著作；表面又題文學士春之家朧也就很增重小說的價值。所以長谷川二葉亭作《浮雲》也借他這春之家的名號來發表，可以想見他當時的勢力了。

　　二葉亭四迷精通俄國文學，翻譯紹介，很有功勞。一方面也自創作，《浮雲》這一篇，寫內海文三失業失戀，煩悶無聊的情狀，比《書生氣質》更有進步。又創言文一致的體裁，也是一件大事業。但是他志在經世，不以文學家自任，所以著作不多。隔了二十年，才又作了《其面影》同《平凡》兩篇，也都是名作。他因為受了俄國文學的影響，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藝術派」一流；脫去戲作者的遊戲態度，也是他的一大特色，很有影響於後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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