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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小詩(2)


  以上四期的俳句變化,差不多已將隱遁思想與灑脫趣味合成的詩境推廣到絕點,再沒有什麼發展的餘地了。子規門下的河東碧梧桐創為「新傾向句」,於是俳句上起了極大的革命,世論紛紜,至今不決,或者以為這樣劇烈的改變將使俳句喪失其固有的生命,因為俳句終是「芭蕉的文學」,而這新傾向卻不能與芭蕉的精神一致;這句話或者也有理由,但是倘若俳句真是只以閑寂溫雅為生命,那麼即使不遭破壞,盡是依樣壺蘆的畫下去也要有壽終的日子,新派想變換方向,吹入新的生命,未始不是適當的辦法,雖然將來的結果不能預先知道。新傾向句多用「字餘」,便是增減字的句子,在古來的詩裡本也許可,現在卻更自由罷了,其更重要的地方就在所謂「無中心」。俳句向來最重「季題」,與「切字」同為根本條件之一,後來落了窠臼,四時物色都含了一種抽象的意義,俳人作句必以這意義為中心,借了自然去表現他出來,於是這詩趣便變了因襲的,沒有個性的痕跡了。新派並不排斥季題,但不當他是詩裡的中心,只算是事相中的一個配景,而且又拋棄了舊時的成見與聯想,別用新的眼光與手法去觀察抒寫,所以成為一種新奇的句,與以前的俳句很有不同了。

  (十七)運著飲水的月夜的漁村。

  碧梧桐

  (十八)雁叫了,帆上一面的紅的月光。

  雲桂樓

  (十九)短夜呵,急忙回轉的北斗星。

  寒山

  (二十)許多聲音呼著晚潮的貝類呀,春天的風。

  八重櫻

  傳統的文學,作法與讀法幾乎都有既定的途徑,所以一方面雖然容易墮入因襲,一方面也覺得容易領解。至於新興的流派便沒有這個方便,新傾向句之被人說晦澀難懂就為這個緣故。我們俳道的門外漢本來沒有什麼成見,但也覺得很不易懂,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缺點,因此這短詩形是否適於表現那些新奇複雜的事物終於成為問題了。

  上邊所說俳句變化的大略,不能算是文學史的敘述,我們只想就這裡邊歸納起來,提出幾點來說一說。

  第一,是詩的形式的問題。古代希臘詩銘(Epigrammata)裡盡有兩行的詩,中國的絕句也只有二十個字,但是像俳句這樣短的卻未嘗有;還有一層,別國的短詩只是短小而非簡省,俳句則往往利用特有的助詞,寥寥數語,在文法上不成全句而自有言外之意,這更是他的特色。法國麥拉耳默(Mallarme)曾說,作詩只可說到七分,其餘的三分應該由讀者自己去補足,分享創作之樂,才能瞭解詩的真味。照這樣說來,這短詩形確是很好的,但是卻又是極難的,因為寥寥數語裡容易把淺的意思說盡,深的又說不夠。

  日本文史家論俳句發達的原因,或謂由於愛好么小的事物,或謂由於喜滑稽,但是由於言語之說最為近似;單音而缺乏文法變化的中國語,正與他相反,所以譯述或擬作這種詩句,事實上最為困難——雖然未必比歐洲為甚。然而影響也未始是不可能的事,如現代法國便有作俳諧詩的詩人,因為這樣小詩頗適於抒寫刹那的印象,正是現代人的一種需要,至於影響只是及於形式,不必定有閑寂的精神,更不必固執十七字及其他的規則,那是可以不必說的了。中國近來盛行的小詩雖然還不能說有什麼很好的成績,我覺得也正不妨試驗下去;現在我們沒有再做絕句的興致,這樣俳句式的小詩恰好來補這缺,供我們發表刹那的感興之用。

  第二,是詩的性質問題。小泉八雲曾在他的論文《詩片》內說,「詩歌在日本同空氣一樣的普遍。無論什麼人都感得能讀能作。不但如此,到處還耳朵裡都聽見,眼睛裡都看見。」這幾句話固然不能說是虛假,但我們也不能承認俳句是平民的文學。理想的俳諧生活,去私欲而游于自然之美,「從造化友四時」的風雅之道,並不是為萬人而說,也不是萬人所能理會的。蕉門高弟去來說,「俳諧求協萬人易,求協一人難。倘是為他人的俳諧,則不如無之為愈。」

  真的俳道是以生活為藝術,雖於為己之中可以兼有對於世間的供獻,但決不肯曲了自己去迎合群眾。社會中對於俳句的愛好不可謂不深,但那些都只是因襲的俗俳,正是芭蕉蕪村子規諸大師所排斥的東西,所以民眾可以有詩趣,卻不能評鑒詩的真價。蕪村在《春泥集》序上說,「畫家有去俗論,曰畫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而市俗之氣下降矣,學者其慎旃哉。(上四句原本系漢文)夫畫之去俗亦在投筆讀書而已,況詩與俳諧乎。」在他看來,藝術上最嫌忌者是市俗之氣,即子規所攻擊的所謂「月並」,就是因襲的陳套的著想與表現,並不是不經見的新奇粗鹵的說法;俳句多用俗語,但自能化成好詩,蕪村說,「用俗而離俗」,正是絕妙的話,因為固執的用雅語也便是一種俗氣了。在現今除了因襲外別無理解想像的社會上,想建設人己皆協的藝術終是不能實現的幻想,無論任何形式的真的詩人,到底是少數精神上的賢人——倘若諱說是貴族。

  第三,是詩形與內容的問題。我們知道文藝的形式與內容有極大的關係,那麼在短小的俳句上當然有他獨自的作用與範圍。俳句是靜物的畫,向來多只是寫景,或者即景寄情,幾乎沒有純粹抒情的,更沒有敘事的了。元祿時代的閑寂趣味,很有泛神思想,但又是出世的或可以說是養生的態度,詩中之情只是寂寞悲哀的一方面,不曾談到戀愛;天明絢爛的詩句裡多詠入人事,不過這古典主義的復興仍是與現實相隔離,從夢幻的詩境裡取出理想之美來,不曾真實的注入自己的情緒;明治年間的客觀描寫的提倡更是顯而易見的一種古典運動,大家知道寫實是古典主義之一分子。總而言之,俳句經了這幾次變化,運用的範圍逐漸推廣,但是於表現浪漫的情思終於未能辦到,新傾向句派想做這一步的事業,也還未能成功。俳句十七字太重壓縮,又其語勢適於詠歎沉思,所以造成了他獨特的歷史,以後盡有發展,也未必能超逸這個範圍,兼作和歌及新詩的效用罷。

  日本詩人如與謝野晶子內藤鳴雪等都以為各種詩形自有一定的範圍,詩人可以依了他的感興,揀擇適宜的形式拿來應用,不至有牽強的弊,並不以某種詩形為唯一的表現實感的工具,意見很是不錯。現在的錯誤,是在於分工太專,詩歌俳句,都當作專門的事業,想把人生的複雜反應裝在一定某種詩形內,於是不免生出許多勉強的事情來了。中國新詩壇裡也常有這樣的事,做長詩的人輕視短詩,做短詩的又想用他包括一切,未免如葉聖陶先生所說有「先存體裁的觀念而詩料卻隨後來到」的弊病,其實這都是不自然的。俳句在日本雖是舊詩,有他特別的限制,中國原不能依樣的擬作,但是這多含蓄的一兩行的詩形也足備新詩之一體,去裝某種輕妙的詩思,未始無用。

  或者有人說,中國的小詩原只是絕句的變體,或說和歌俳句都是絕句的變體,受他影響的小詩又是絕句的逆輸入罷了。這些話即使都是對的,我也覺得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只要真是需要這種短詩形,便於表現我們特種的感興,那便是好的,此外什麼都不成問題。正式的俳句研究是一種專門學問,不是我的微力所能及,但是因為個人的興趣所在,枝枝節節的略為敘說,而且覺得於中國新詩也不無關係,這也就盡足為我的好事的(Dilettante)閒談的辯解了罷。

  一九二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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