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日本的詩歌_周作人

日本的詩歌(1)

　　一

　　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著的In Ghostly Japan中，有一篇講日本詩歌的文，說道——

　　「詩歌在日本同空氣一樣的普遍。無論什麼人都感著，都能讀能作。不但如此，到處還耳朵裡都聽見，眼睛裡都看見。耳裡聽見，便是凡有工作的地方，就有歌聲。田野的耕作，街市的勞動，都合著歌的節奏一同做。倘說歌是蟬的一生的表現，我們也仿佛可以說歌是這國民的一生的表現。眼裡看見，便是裝飾的一種；用支那或日本文字寫的刻的東西，到處都能看見：各種家具上幾乎無一不是詩歌。日本或有無花木的小村，卻決沒有一個小村，眼裡看不見詩歌；有窮苦的人家，就是請求或是情願出錢也得不到一杯好茶的地方，但我相信決難尋到一家裡面沒有一個人能作歌的人家。」

　　芳賀矢一著的《國民性十論》第四章裡，也有一節說——

　　「在全世界上，同日本這樣，國民全體都有詩人氣的國，恐怕沒有了。無論什麼人都有歌心（Utagokoro），現在日本作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每年宮內省即內務府進呈的應募的歌總有幾萬首。不作歌的，也作俳句。無論怎樣偏僻鄉村裡，也有俳句的宗匠。菜店魚店不必說了，便是開當鋪的，放債的人也來出手。到處神社裡的扁額上，都列著小詩人的名字。因為詩短易作，所以就是作的不好，大家也不妨試作幾首，在看花遊山的時候，可以助興。」

　　這詩歌的空氣的普遍，確是日本的一種特色。推究他的原因，大約只是兩端。第一，是風土人情的關係。日本國民天生有一種藝術的感受性，對於天物之美，別能領會，引起優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現，便成種種美術及工業的作品，多極幽雅纖麗；如用言語表現，便成種種詩歌。就在平常家庭裝飾，一花一石，或食用事物，一名一字，也有一種風趣，這是極普通易見的事。第二，是言語的關係。日本語原是複音的言語，但用「假名」寫了，即規定了一字一音，子母各一合併而成，聯讀起來，很是質樸，卻又和諧。每字都用母音結尾，每音又別無長短的區別，所以葉韻及平仄的規則，無從成立，只要順了自然的節調，將二三及三四兩類字音排列起來，便是詩歌的體式了。

　　日本詩歌的規則，但有「音數的限制」一條；這個音數又以五七調為基本，所以極為簡單。從前有人疑心這是從漢詩五七言變化而出的，但英國亞斯頓（W．G．Aston）著《日本文學史》，以為沒有憑據，中根淑在《歌謠字數考》裡更決定說是由於日本語的性質而來的了。以上所謂原因，第一種是詩思的深廣，第二種是詩體的簡易；二者相合，便造成上面所說的詩歌普遍的事實。

　　二

　　日本各種的詩歌，普通只稱作歌（Uta）；明治初年興了新體詩，雖然頗與古代的長歌相似，卻別定名曰詩。現在所說，只在這詩的範圍以內。日本古時雖有長歌旋頭歌片歌連歌諸種形式，流行於後世的只有短歌及俳句川柳這三種了。

　　長歌用五七的音數，重疊下去，末後用五七七結束，沒有一定的句數；短歌只用五七五七七，總共五句三十一音合成，所以加一短字，以示區別。旋頭歌用五七七的兩行，合作一首；這十九音的一行，分立起來，便是片歌，但古代多用於問答，獨立的時候很少，所以還是旋頭歌的聯句罷了。連歌便是短歌的聯句，大抵以百句五十句或三十六句為一篇。以上各種歌形，從前雖然通行，後來都已衰歇，所以短歌便成了日本唯一的歌，稱作和歌（Waka或Yamatouta即大和歌），或單稱作歌。

　　短詩形的興盛，在日本文學上，是極有意義的事。日本語很是質樸和諧，做成詩歌，每每優美有餘，剛健不足；篇幅長了，便不免有單調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為貴。旋頭歌只用得三十八音，但兩排對立，終不及短歌的遒勁，也就不能流行。後起的十七字詩——俳句川柳——比短歌更短，他的流行也就更廣了。

　　詩形既短，內容不能不簡略，但思想也就不得不求含蓄。三十一音的短詩，不能同中國一樣的一音一義，成三十一個有意義的字；這三十一音大抵只能當得十個漢字，如俳句的十七音，不過六七個漢字罷了。用十個以內的字，要抒情敘景，倘是直說，開口便完，所以不能不講文學上的經濟；正如世間評論希臘的著作，「將最好的字放在最好的地位」，只將要點捉住，利用聯想，暗示這種情景。小泉氏論中有一節說道——

　　「日本詩歌的美術上的普通原則，正與日本繪畫的原則符合。作短詩的人，用了精選的少數單語，正同畫師的少數筆劃一樣，能夠構成小詩，引起人的一種感情氣分。詩人或畫師，能夠達這目的，全憑著暗示的力量。……倘作短歌，想求言詞的完備，便不免失敗。詩歌的目的，並不在滿足人的想像力，單在去刺激他，使他自己活動。所以『說盡』（Ittakiri）這一句話，便是批評毫無餘蘊的拙作的字樣。最好的短詩，能令人感到言外之意，直沁到心裡去，正如寺鐘的一擊，使縷縷的幽玄的餘韻，在聽者心中永續的波動。」

　　有人說這含蓄一端，系受漢字的影響，其實是不然的。日本雖然間用漢字，也是訓讀居多，至於詩歌裡邊，幾乎沒有音讀的漢字。而且漢字與日本語，只是音的單複的不同，意義上並無什麼差別：譬如中國的「鶯」，就是日本語的Uguisu，音數不同，卻同是指一隻黃鶯；在單音的「鶯」字裡面，不見得比複音的Uguisu含蓄更多的意義。若說詩歌上的運用，Uguisu一語占了一句的大部分，不能多加許多屬詞，所以有讀者想像的餘地；不比五言中的一個鶯字，尚可加上四個字去，易有說盡的弊病。總之這含蓄是在著想措詞上面，與音的多少並不相干。日本詩歌的思想上，或者受著各種外來的影響；至於那短小的詩形與含蓄的表現法，全然由於言語的特性，自然成就，與漢字沒有什麼關係。

　　若說日本與中國的詩異同如何，那可以說是異多而同少。這個原因，大抵便在形式的關係上。第一，日本的詩歌只有一兩行，沒有若干韻的長篇，可以敘整段的事，所以如《長恨歌》這類的詩，全然沒有；但他雖不適於敘事，若要描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卻很擅長。第二，一首歌中用字不多，所以務求簡潔精煉，容不下故典詞藻夾在中間，如《長恨歌》裡的「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這樣的句子，也決沒有。絕句中的「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略像一首詠冬季的俳句，可是孤獨等字連續的用，有了說盡的嫌忌。「漠漠水田飛白鷺」，可以算得極相近了，差不多是一幅完全的俳句的意境。

　　但在中國這七個字算不得一首詩，因為意境雖好，七個單音太迫促了，不能將這印象深深印入人的腦裡，又展發開去，造成一個如畫的詩境，所以只當作一首裡的一部分，仿佛大幅山水畫的一角小景，作為點綴的東西。日本的歌，譬如用同一的意境，卻將水田白鷺作中心，暗示一種情景，成為完全獨立的短詩：這是從言語與詩形上來的特色，與中國大不相同的地方。凡是詩歌，皆不易譯，日本的尤甚：如將他譯成兩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鳩摩羅什說同嚼飯哺人一樣；就是只用散文說明大意，也正如將荔枝榨了汁吃，香味已變，但此外別無適當的方法，所以我們引用的歌，只能暫用此法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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