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2)_周作人

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2)

　　俄國從前以侵略著名，但是非戰的文學之多，還要推他為第一。所謂獸性的愛國主義，在俄國是極少數；那斯拉夫派的主張復古，雖然太過，所說俄國文化不以征服為基礎，卻是很真實的。第三種，氣候的劇變，也是大陸的特色，所以俄國的思想又是極端的。有人批評托爾斯泰，說他好像是一隻鷹，眼力很強，發見了一件東西，便一直奔去，再不回顧了。這個譬喻頗能說明俄國思想的特色，無抵抗主義與恐怖手段會在同時流行的緣故，也是為此。

　　中國也是大陸的國，卻頗缺少這些精神，文學及社會的思想上，多講非戰，少說愛國，是確實的；但一面不能說沒有排外的思想存在。妥協，調和，又是中國處世的態度，沒有什麼急劇的改變能夠發生。只是那博大的精神，或者未必全然沒有。第四生活上，俄國人所過的是困苦的生活，所以文學裡自民歌以至詩文都含著一種陰暗悲哀的氣味。但這個結果並不使他們養成憎惡怨恨或降服的心思，卻只培養成了對於人類的愛與同情。他們也並非沒有反抗，但這反抗也正由於愛與同情，並不是因為個人的不平。

　　俄國的文人都愛那些「被侮辱與損害的人」，因為——如安特來夫所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不幸」，陀思妥也夫斯奇，托爾斯泰，伽爾洵，科羅連珂，戈裡奇，安特來夫都是如此，便是阿爾支拔綏夫與厭世的梭羅古勃（Sologub）也不能說是例外。俄國人的生活與文學差不多是合而為一，有一種崇高的悲劇的氣象，令人想起希臘的普洛美透斯（Prometheus）與耶穌的故事。中國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藝上只引起兩種影響，一是賞玩，一是怨恨。喜歡表現殘酷的情景那種病理的傾向，在被迫害的國如俄國波闌的文學中，原來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國的多是一種玩世的（Cynical）態度，這是民族衰老，習於苦痛的徵候。怨恨本不能絕對的說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實在與文學的根本有衝突的地方。英國福勒忒（Follett）說，「藝術之所以可貴，因為他是一切驕傲偏見憎恨的否定，因為他是社會化的。」

　　俄國文人努力在濕漉漉的抹布中間，尋出他的永久的人性；中國容易一筆抹殺，將兵或官僚認作特殊的族類，這樣的誇張的類型描寫，固然很受舊劇舊小說的影響，但一方面也是由於思想狹隘與專制的緣故。第五，俄國文學上還有一種特色，便是富於自己譴責的精神。法國羅闌在《超出戰爭之上》這部書裡，評論大日耳曼主義與俄國劄爾主義的優劣，說還是俄國較好，因為他有許多文人攻擊本國的壞處，不像德國的強辯。自克利米亞戰爭以來，反映在文學裡的戰爭，幾乎沒有一次可以說是義戰。描寫國內社會情狀的，其目的也不單在陳列醜惡，多含有懺悔的性質，在息契特林（Shchedrin-Saltykov）托爾斯泰的著作中，這個特色很是明顯。在中國這自己譴責的精神似乎極為缺乏：寫社會的黑暗，好像攻訐別人的陰私，說自己的過去，又似乎炫耀好漢的行徑了。這個緣因大抵由於舊文人的習氣，以輕薄放誕為風流，流傳至今沒有改去，便變成這樣的情形了。

　　以上關於中俄兩國情形的比較，或者有人覺得其間說的太有高下，但這也是當然的事實。第一，中國還沒有新興文學，我們所看見的大抵是舊文學，其中的思想自然也多有乖謬的地方，要同俄國的新文學去並較，原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的辯解。但第二層，我們要知道這些舊思想怎樣的會流傳，而且還生存著。造成這舊思想的原因等等，都在過去，我們可以不必說了。但在現代何以還生存著呢？我想這是因為國民已經老了，他的背上壓有幾千年歷史的重擔，這是與俄國的不同的第一要點。俄國好像是一個窮苦的少年，他所經過的許多患難，反養成他的堅忍與奮鬥，與對於光明的希望。

　　中國是一個落魄的老人，他一生裡飽受了人世的艱辛，到後來更沒有能夠享受幸福的精力餘留在他的身內，於是他不復相信也不情願將來會有幸福到來；而且覺得從前的苦痛還是他真實的唯一的所有，反比別的更可寶愛了。老的民族與老人，一樣的不能逃這自然的例。中國新興文學的前途，因此不免渺茫。……但我們總還是老民族裡的少年，我們還可以用個人的生力結聚起來反抗民族的氣運。因為系統上的生命雖然老了，個體上的生命還是新的，只要能夠設法增長他新的生力，未必沒有再造的希望。

　　我們看世界古國如印度希臘等，都能從老樹的根株上長出新芽來，是一件可以樂觀的事。他們的文藝復興，大都由於新思想的激動，只看那些有名的作家多是受過新教育或留學外國的，便可知道。中國與他們正是事同一律，我們如能夠容納新思想，來表現及解釋特別國情，也可望新文學的發生，還可由藝術界而影響於實生活。只是第一要注意，我們對於特別的背景，是奈何他不得，並不是僥倖有這樣背景，以為可望生出俄國一樣的文學。社會的背景反映在文學裡面，因這文學的影響又同時的使這背景逐漸變化過去，這是我們所以尊重文學的緣故。倘使將特別國情看作國粹，想用文學來讚美或保存他，那是老人懷舊的態度，只可當作民族的挽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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