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_周作人

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1)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北京師範學校及協和醫學校所講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看去似太廣大，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我的本意，只是想說明俄國文學的背景有許多與中國相似，所以他的文學發達情形與思想的內容在中國也最可以注意研究。本來人類的思想是共通的，分不出什麼遠近輕重，但遺傳與環境的影響也是事實，大同之中便不免有小異，一時代一民族的文學都有他們特殊的色彩，就是這個緣故。俄國在十九世紀，同別國一樣的受著歐洲文藝思想的潮流，只因有特別的背景在那裡，自然的造成了一種無派別的人生的文學。但我們要注意，這並不是將「特別國情」做權衡來容納新思想，乃是將新思潮來批判這特別國情，來表現或是解釋他，所以這結果是一種獨創的文學，富有俄國特殊的色彩，而其精神卻仍與歐洲現代的文學一致。

　　俄國的文學，在十八世紀方才發生。以前有很豐富的歌謠彈詞，但只是民間口頭傳說，不曾見諸文字。大彼得改革字母以後，國語正式成立，洛摩諾梭夫（Lomonosov）蘇瑪洛科夫（Sumarokov）等詩人出來，模仿德法的古典派的作品；到加德林二世的時候，俄國運動改造的學會逐漸發生，凱闌仁（Karamzin）等感傷派的小說，也加入農奴問題的討論了。

　　十九世紀中間，歐洲文藝經過了傳奇派與寫實派兩種變化，擺倫（Byron）與莫泊三（Maupassant）可以算是兩邊的代表。但俄國這一百年間的文學，卻是一貫的，只有各期的社會情狀反映在思想裡，使他略現出差別來，並不成為派別上的問題。十九世紀的俄國正是光明與黑暗衝突的時期，改革與反動交互的進行，直到羅馬諾夫朝的顛覆為止。在這時期裡，一切的新思想映在這樣的背景上，自然的都染著同樣的彩色，譬如傳奇時代擺倫的自由與反抗的呼聲，固然很是適合，個人的不平卻變了義憤了；寫實時代莫泊三的科學的描寫法，也很適於表現人生的實相，但那絕對客觀的冷淡反變為主觀的解釋了。俄國近代的文學，可以稱作理想的寫實派的文學；文學的本領原來在於表現及解釋人生，在這一點上俄國的文學可以不愧稱為真的文學了。

　　這一世紀裡的文學，可以依了政治的變遷分作四個時期。第一期自一八〇一至四八年，可以稱作黎明期。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失敗以後，不免發生一種反動，少年的人雖有才力，在政治及社會上沒有活動的地方，又因農奴制度的影響，經濟上也不必勞心，便養成一種放恣為我的人，普式金（Pushkin）的阿涅庚（Evgeni Oniegin）來爾孟多夫（Lermontov）的《現代的英雄》裡的沛曲林（Petshorin），就是這一流人的代表，也是社會的惡的具體化。

　　一方面官僚政治的積病與斯拉夫人的惰性，也在果戈爾（Gogol）的著作裡暴露出來。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又起，俄國政府起了恐慌，厲行專制，至尼古拉一世死的那一年（一八五五）止，這是第二期，稱作反動期。尼古拉一世時代的書報檢查，本是有名嚴厲的，到了此刻卻更加了一倍，又興了許多文字獄，一八四九年的彼得拉綏夫斯奇（Petrashevski）黨人案件最是有名；他們所主張的解放農奴，改良裁判法，寬緩檢查這三條件，後來亞力山大維新的時候都實行了，在這時代卻說他是擾亂治安，定了重刑。這八年間，文學上差不多沒有什麼成績。一八五五至八一年是亞力山大二世在位的時代，政治較為開明，所以文學上是發達期，這是第三期。

　　其中又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自五五至六一年，思想言論比較的可以自由了，但是遺傳的情性與迫壓的餘力，還是存在，所以有理想而不能實行，屠蓋涅夫（Turgenev）的《路丁》（Dmitri Rudin）岡伽洛夫（Gontcharov）的《阿勃洛摩夫》（Oblomov），都是寫這個情形的。自六一至七〇年頃是第二段，唯心論已為唯物論所壓倒，理想的社會主義之後也變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了，所謂虛無主義就在此時發生，屠蓋涅夫的《父與子》裡的巴察洛夫（Bazarov）可以算是這派的一個代表。虛無主義實在只是科學的態度，對於無征不信的世俗的宗教法律道德雖然一律不承認，但科學與合於科學的試驗的一切，仍是承認的，這不但並非世俗所謂虛無黨，據克魯泡特金說：世間本無這樣的一件東西。而且也與東方講虛無的不同。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做的《罪與罰》，本想攻擊這派思想，目的未能達到，卻在別方面上成了一部偉大的書。

　　第三段自七〇至八一年，在社會改造上，多數的智識階級覺得自上而下的運動終是事倍功半的，於是起了「往民間去」（V Narod）的運動，在文學上民情派（Narodnitshestvo）的勢力也便發展起來。以前描寫農民生活的文學，多寫他們的悲哀痛苦，證明農奴也有人性，引起人的同情；到六一年農奴解放以後，這類著作可以無須了。於是轉去描寫他們全體的生活，因為這時候覺得俄國改造的希望全在農民身上，所以十分尊重，但因此不免有過於理想化的地方。同時利他主義的著作也很是發達，陀思妥也夫斯奇，托爾斯泰（Tolstoi）伽爾洵（Garshin）科羅連珂（Korolenko）鄔斯本斯奇（Uspenski）等，都是這時候的文人。

　　亞力山大二世的有始無終的改革終於不能滿足國民的希望遂有一八八一年的暗殺；亞力山大三世即位，聽了坡畢陀諾斯垂夫（Pobiedonostsev）的政策，極力迫壓，直到革命成功為止，是俄國文學的第四期，可以稱作第二反動期。這時候的「灰色的人生」，可以在契訶夫（Tchekhov）與安特來夫（Andrejev）的著作中間歷歷的看出。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國民的暴棄與絕望一時併發，阿爾支拔綏夫（Artsybashev）的沙寧（Sanin）便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正是時代的產物，並非由於安特來夫的寫實主義過於頹喪的緣故，便是安特來夫的頹喪也是時代的反映，不是什麼主義能夠將他養成的。

　　但一方面也仍有希望未來的人，契訶夫晚年的戲曲很有這樣傾向；庫普林（Kuprin）以寫實著名，卻也並重理想，他的重要著作如《生命的河》及《決鬥》等都是這樣。戈裡奇（Gorki）出身民間，是民情派的大家，但觀察更為真實，他的反抗的聲調，在這黑暗時期裡可算是一道引路的火光。最近的革命詩人洛普洵（Ropshin）在《灰色馬》裡寫出一個英雄，一半是死之天使，一半還是有熱的心肝的人，差不多已經表示革命的洪水到來了。

　　以上將俄國近代文學的情形約略一說，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特色，是社會的，人生的。俄國的文藝批評家自別林斯奇（Bielinski）以至托爾斯泰，多是主張人生的藝術，固自很有關係，但使他們的主張能夠發生效力，還由於俄國社會的特別情形，供給他一個適當的背景。這便是俄國特殊的宗教政治與制度。基督教，君主專制，階級制度，當時的歐洲各國大抵也是如此。但俄國的要更進一層，希臘正教，東方式的君主，農奴制度，這是與別國不同的了。而且十九世紀後半，西歐各國都漸漸改造，有民主的傾向了，俄國卻正在反動劇烈的時候；有這一個社會的大問題不解決，其餘的事都無從說起，文藝思想之所以集中於這一點的緣故也就在此。在這一件事實上，中國的創造或研究新文學的人，可以得到一個大的教訓。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們相信中國將來的新興文學當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會的，人生的文學。

　　就表面上看來，我們固然可以速斷一句，說中俄兩國的文學有共通的趨勢，但因了這特別國情而發生的國民的精神，很有點不同，所以這其間便要有許多差異。第一宗教上，俄國的希臘正教雖然迫壓思想很有害處，但那原始的基督教思想確也因此傳佈的很廣，成為人道主義思想的一部分的根本。中國不曾得到同樣的益處，儒道兩派裡的略好的思想，都不曾存活在國民的心裡。第二政治上，俄國是階級政治，有權者多是貴族，勞農都是被治的階級，景況固然困苦，但因此思想也就免于統一的官僚化。中國早已沒有固定的階級，又自科舉行了以後，平民都有接近政權的機會，農夫的兒子固然可以一旦飛騰，位至卿相，可是官僚思想也非常普及了。第三地勢上，俄國是大陸的，人民也自然的有一種博大的精神，雖然看去也有像緩慢麻木的地方，但是那大平原一般的茫漠無際的氣象，確是可以尊重的。第二種大陸的精神的特色，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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