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以前·國史_周作人

國史

　　國民常識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國史的知識。據學校裡的先生們說，現今學生的本國史的知識卻是很缺乏，正是很不幸的事。本來在小學和初中高中，歷史教過三轉，總該記得一個大概了，但是結果似乎並不好，這是什麼緣故呢。或者因為學校太重考試之故吧，聽講的只為應考起見，勉強記憶，等到考過得了分數，便又整個的還給先生了，這也說不定。

　　從前我們在書房裡只念四書五經，讀得爛熟，卻是不能理解，史鑒隨意閱看，並不強迫，倒反多少記得，雖然那時所用的只有《綱鑒易知錄》，《通鑒輯覽》這一類的陋書，卻也能夠使我們知道國史的概要。《論語》是勉強讀了的，所以到了中年以後，才來尋找《論語正義》，《論語後案》諸書，從新想理會他的意義。由此看來，這原因是很簡單的，當作功課做的時候難得發生興趣，課外又沒有資料與機會誘導人去接近史書，說是在學校讀書若干年，而史的知識非常缺乏，那是不足怪的。

　　我們並不說史書是怎麼了不得的寶貝，所以非讀不可，實在只因國民對於本國的歷史須得知道一個概要，深覺得現在這種情形雖然是無怪的，卻也是可慮的事，極有救正之必要。有人編成一種適用的簡要的通史，可以當參考書也可以做課外讀物，自然是最好的辦法，不過這件事急切難以希望實現，那麼目下的還是在於青年自己努力，找舊材料來姑且應用。沒有多大時間讀書，或是專心理工方面的人，去找一部比較詳明的，例如呂思勉先生編的《本國史》，用心看過一遍，大抵也就夠了吧，若是文科系統的不必說了，就是別的人，只要有點時間或興趣讀書的，都應當在這方面多用力，獲得國史的知識愈多愈好。

　　這件事似乎也不很難，史學固然是個專門，但如為求常識而讀史書，卻是別一條路，從看小說也可以走得通的。我曾說過，由《西遊記》《水滸傳》等，漸至《三國演義》，轉到《聊齋志異》，這是從白話入文言的徑路。《聊齋》之後，經過了《夜談隨錄》一派，一變而轉入《閱微草堂筆記》，這樣，舊派文言小說的兩派都已經入門，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叢書裡邊去了。

　　小說本來說是稗史，假如看到《世說新語》，《宋瑣語》，那已是正史的碎片，讀史的能力與興味亦已養成矣。本來讀古文也一樣的可以養成讀史的能力，不過我不贊成這樣做，因為一染了史論的習氣，便入了邪道，對於古人往事隨意亂道，不但不能從史書得到什麼益處，反而心粗氣浮，誤事匪淺。假如先有了讀野史的興趣，再看正史，他還守著讀書的正當態度，不想去妄加判斷，只向書中去求得知識，其結果總是無弊的。

　　這種知識，除通史之外還應注意於近代的一部分，據我的意思，宋元至清最為重要，這一千年中不但內憂外患最多，深刻的顯露出中國的虛弱情形，就是文化思想，不論是好是壞，也是從兩宋起發生轉變，造成現在這狀態的，所以治史學的人或者覺得上古史有許多未開發的地方，值得研究，若在我們則情形不同，所應注重的倒反在於近代。古人以史為鑒，就是說當作鏡子用，孔子說，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鏡子同樣的可以照美醜，但史鑒的意義漸偏重於鑒戒，這與巴枯寧的話相似，看歷史是教我們不要再這樣，也是很好的意思，不過說到勸戒便須先定善惡是非，又要走到史論一路去，不很妥當，我們的須得是別一種態度，連鑒戒這一層也都擱起，就只簡單的想要知道本國過去的這些事情。

　　我們不先假定知道了有什麼用處，其理由只是有知道之必要，正如一個人有知道他的父親祖父的事情之必要一樣。祖父的長壽未必足為榮，父親的死于肺病也未必是辱，不過在為子孫者這不是沒有關係的事，他知道了於生活方針上很有參考的價值，那麼用處到底還是有的。我們看見國史上光榮的事固然很高興，有些掃興的大小事件，看了掃興原是當然，但是也不可不注意，而且或者應該反而多加注意才是，這有如說到先人的病與死的地方，要知道其事雖在過去多年之前，同家族與同民族的都是一樣，在精神與體質上都有一種微妙的聯繫，最值得我們的深思與反省。奉勸青年讀國史，這意思是極平凡的，只有末了這一節算是個人私見，聊表獻芹之意，芹不足貴，但請承受這裡的一點誠意耳。

　　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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