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以前·文學史的教訓_周作人

文學史的教訓

　　中國文學史不知道誰做的最好，朋友們所做的也有好幾冊，看過也都已忘記了，但是在電燈沒有的時候，仰臥在床上，偶然想起這裡邊的幾點，和別國的情形來比較看，覺得頗有意思。最顯著的一件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發生大抵詩先于文，中國則似乎是例外。《詩經》是最古的詩歌總集，其中只有商頌五篇，即使不說是周時宋人所作，也總是武丁以後，距今才三千年，可是《尚書》中有虞書夏書，至今各存有兩篇，《堯典》《皋陶謨》雲是虞史伯夷所作，《禹貢》亦作于虞時，至於《甘誓》更有年代可稽，當在四千一百五十年前也。《皋陶謨》之末有舜與皋陶的歌三章，只是簡單的話而長言之，是歌詠在史上的表現，但其成績不好總是實在的。

　　外國的事情假如以古希臘為例，史詩一類發達最早，即以現存資料而論，成績也很好，訶美洛斯與赫西阿陀斯的四篇長詩，除印度以外可以稱為世界無比的大作，雖然以時代而論不過只是在中國殷周之際。反復的想起來，中國的《尚書》仿佛即與史詩相當，不過因為沒有神話，所以不寫神與英雄的事蹟，卻都是關於政治的事，便只是史而非詩，其所以用散文寫的理由或者亦即在此。

　　國風小雅這一部分在希臘也是缺少，及抒情詩人興起，則與中國漢魏以來的情形可以相比，沒有多大的不同了。講到散文發達之跡，兩國又有很相像之點，這件事覺得很有意義，值得加以注意。希臘散文有兩個源流，即史與哲學，照中國的說法是史與子，再把六經分析來說，《書》與《春秋》是史，《易》《禮》也就是子了。赫洛陀多斯與都屈迭台斯正與馬班相當，梭格拉底與柏拉圖仿佛是孔孟的地位，此外諸子爭鳴，這情形也有點相似，可是奇怪的是中國總顯得老成，不要說太史公，便是《左傳》《國語》也已寫得那一手熟練的文章，對於人生又是那麼精通世故，這是希臘的史家之父所未能及的。柏拉圖的文筆固然極好，《孟子》《莊子》卻也不錯，只是小品居多，未免不及，若是下一輩的亞理士多德這類人，我們實在沒有，東西學術之分歧恐怕即起於此，不得不承認而且感到慚愧。

　　希臘愛智者中間後來又分出來一派所謂智者，以講學授徒為業，這更促進散文的發達，因為那時雅典施行一種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參與，在市朝須能說話，關於政治之主張，法律之申辯，皆是必要，這種學塾的勢力大見發展，直至後來羅馬時代也還如此，雖然政治的意義漸減，其在文章與思想上的影響卻是極大的。我所喜愛的古代文人之一，以希臘文寫作的敘利亞人路吉亞諾斯，便是這種的一位智者，他的好些名篇可以當作這派的代表作，雖然已是二千年前的東西，卻還是像新印出來的，簡直是現代通行的隨筆，或是稱他為雜文也好，因為文章不很簡短，所以不大好諡之曰小品。

　　中國散文大概因為他起頭很早，在舜王爺的時候已經寫了不少，經驗多了的緣故吧，左丘明的文筆已是那麼漂亮，《戰國策》的那些簡直是智者的詭辯的那一路，想見蘇秦張儀之流也曾經很下過工夫，不過這裡只留下頭懸樑錐刺股的故事，其教本與窗課等均已不得而知罷了。大約還是如上邊所說，因為態度太老成，思想太一統，以後文章儘管發達，總是向宮廷一路走去，賈太傅上書著論，司馬長卿作賦，目的在於想得官家的一顧，使我們並輩凡人看了覺得喜歡的實在不大有，恐怕直至現今這傳統的作法也還未曾變更。

　　漢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雖然也可以綺麗優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釋老，雖然不必歸心那一宗，如陶淵明顏之推等都是好的。古希臘便還不差，除了藥死梭格拉底之外，在思想文字方面總是健全的，這很給予讀古典文學的人以愉快與慰安。但是到了東羅馬時代，尤思帖亞奴斯帝令封閉各學塾，於是希臘文化遂以斷絕，時為中國梁武帝時，而中國時至唐朝韓退之出，也同樣的發生一種變動，史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實則正統的思想與正宗的文章合而定於一尊，至少散文上受其束縛直至於今未能解脫，其為害於中國者實深且遠矣。

　　儒家是中國的國民思想，其道德政治的主張均以實踐為主，不務空談，其所謂道實只是人之道，人人得而有之，別無什麼神秘的地方，乃韓退之特別作《原道》，鄭而重之而說明之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其意若曰，於今傳之區區耳。案，此蓋效孟子之，而不知孟子之本為東施之，並不美觀也。孟子的文章我已經覺得有點兒太鮮甜，有如生荔支，多吃要發頭風，韓退之則尤其做作，搖頭頓足的作態，如雲，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這完全是濫八股腔調，讀之欲嘔，八代的駢文裡何嘗有這樣的爛污泥。

　　平心說來，其實韓退之的詩，如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我也未嘗不喜歡，其散文或有紕繆，何必吹求責備，但是不幸他成為偶像，將這樣的思想文章作為後人模範，這以後的十代裡盛行時文的古文，既無意思，亦缺情趣，只是琅琅的好念，如唱皮黃而已，追究起這個責任來，我們對於韓退之實在不能寬恕。羅馬皇帝封閉希臘學堂，以基督教為正宗，希臘文學從此消沉了，中國散文則自韓退之被定為道與文之正統以後，也就漸以墮落，這兩者情形很有點相像，所可幸的是中國文學尚有復興之望，只要能夠擺脫這個束縛，而希臘則長此中絕，即使近代有新文學興起，也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與以前迥不相同了。

　　我們說過中國沒有史詩而散文的史發達獨早，與別國的情形不同，這裡似乎頗有意義。沒有神話，或者也是理由之一，此外則我想或者漢文不很適合，亦未可知。《詩經》裡雖然有賦比興三體，而賦卻只是直說，實在還是抒情，便是漢以後的賦也多說理敘景詠物，絕少有記事的。這些消極方面的怕不足做證據，我們可以從譯經中來找材料。印度的史詩是世界著名的，佛經中自然也富有這種分子，最明顯的如《佛所行贊經》五卷，《佛本行經》七卷，漢文譯本用的都是偈體。本來經中短行譯成偈體，原是譯經成法，所以這裡也就沿用，亦未可知，但是假如普通韻文可以適用，這班經師既富信心，複具文才，不會不想利用以增加效力的。再找下去，可以遇見彈詞以及寶卷。彈詞有撰人名氏，現存的大抵都是清朝人所作，寶卷則不署名，我想時代還當更早，其中或者有明朝的作品吧。

　　我們現在且不管他的時代如何，所要說明的只是此乃是一種韻文的故事，雖然夾敘夾唱，有一小部分是說白。其韻文部分的形式有七字成一句，三五字成一句者，有三三四字以三節成一句者，俗名攢十字，均有韻，此與偈語殊異，而詞句俚俗，又與高雅的漢文不同。嘗讀英國古時民間敘事小歌，名曰拔辣特，其句多落套趁韻，卻又樸野有風趣，如敘閨中帳鉤雲，東邊碰著丁冬響，西邊碰著響冬丁，仿佛相似。

　　我們提起彈詞，第一聯想到的大抵是《天雨花》，文人學士一半將嗤笑之，以為文詞粗俗，一半又或加以許可，則因其或有裨於風化也。實在這兩樣看法都是不對的，我覺得《天雨花》寫左維明的道學氣最為可憎，而那種句調卻也不無可取，有如老夫人移步出堂前，語固甜俗，但是如欲以韻語敘此一節，風騷詩詞各式既無可用，又不擬作偈，自只有此一法可以對付，亦即謂之最好的寫法可也。

　　史詩或敘事詩的寫法蓋至此而始成功，唯用此形式乃可以漢文葉韻作敘事長篇，此由經驗而得，確實不虛，但或古人不及知，或雅人不願聞，則亦無可奈何，又如或新人欲改作，此事不無可能，只是根本恐不能出此範圍，不然亦將走入新韻語之一路去耳。不佞非是喜言運命論者，但是因史詩一問題，覺得在語言文字上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度，其次是國民興趣的厚薄問題，這裡不大好勉強，過度便難得成功。中國敘事詩五言有《孔雀東南飛》，那是不能有二之作，七言則《長恨歌》《連昌宮詞》之類，只是拔辣特程度，這是讀古詩的公認之事實，要寫更長的長篇就只有彈詞寶卷體而已。寫新史詩的不知有無其人，是否將努力去找出新文體來，但過去的這些事情即使不說教訓也總是很好的參考也。

　　小說發達的情狀，中國希臘頗有點近似，但在戲曲方面則又截然不同，說來話長，今且不多談，但以關於詩文者為限。現在再就散文說幾句，以為結束。中國散文發達比希臘還早，這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特殊的事，而且連綿四千年這傳統一直接連著，至少春秋以來的文脈還活著在國文裡，虞夏的文辭則還可以讀懂。希臘文化為基督教所壓倒了，可是他仍從羅馬間接的滲進西歐去，至文藝復興時又顯露出來，法國的蒙田與英國的培根都是這樣的把希臘的散文接種過去，至今成為這兩國文藝的特色之一。

　　西洋文學的新潮流後來重複向著古國流過去，希臘想必也在從新寫獨幕劇與寫實小說，中國在這方面原來較差，自然更當努力，只有雜文在過去很有根柢，其發達特別容易點，雖然英法的隨筆文學至今還未有充分的介紹，可以知道現今散文之興盛其原因大半是內在的，有如草木的根在土裡，外邊只要有日光雨水的刺激，就自然生長起來了。這裡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說散文發達由於本來有根柢，這只是說明事實，並非以此自豪，以為是什麼國粹，實在倒是因此我們要十分警戒，不可使現代的新散文再陷入到舊的泥坑裡去，因為他的根長在過去裡邊，極是容易有這危險。

　　我在上邊說過，左丘明那時候已經有那一手熟練的文章，這一面是很可佩服的事情，一面也就是毛病，我們即使不像韓退之那麼專講搖頭擺尾的義法，也總容易犯文勝之弊，便是雅達有餘而誠不足，現今寫國語文的略不小心就會這樣的做出新的古文來，此乃是正宗文章的遺傳病，我們所當謹慎者一。其次則是正統思想的遺傳病，韓退之的直系可以不必說了，文學即宣傳之主張在實際上並不比文以載道好，結果都是定於一尊，不過這一尊或有時地之殊異罷了。

　　假如我們根據基督教的宗旨，寫一篇大文攻擊拜物教的迷信，無論在宗教的立場上怎麼有理，我既然以文藝為目的，那麼這篇文章也就只是新《原道》，沒有著筆之價值。過於熱心的朋友們容易如此空費氣力，心裡不贊成韓退之，卻無意的做了他的夥計，此為所當謹慎者之二。中國散文的歷史頗長，這是可喜的事，但因此也有些不利的地方，我們須得自己警惕，庶幾可免，此文學史所給與的教訓，最切要亦最可貴者也。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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