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九二拾遺丙

一九二拾遺丙

　　杭州

　　上邊第十四至十七章寫過杭州與花牌樓的事情，這回找出舊稿《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獄》一篇，有些地方似乎可以作為補遺，因抄錄於後：

　　「一八九六年即前清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先君去世，我才十二歲。其時祖父以科場事系杭州府獄，原來有姨太太和小兒子隨侍，那即是我的叔父，卻比我只大得兩三歲，這年他決定往南京進水師學堂去，祖父便叫我去補他的缺，我遂於次年的正月到了杭州。我跟了祖父的姨太太住在花牌樓的寓裡，這是牆門內一樓一底的房屋，樓上下都用板壁隔開，作為兩間，後面有一間披屋，用作廚房，一個小天井中間隔著竹笆，與東鄰公分一半。姨太太住在樓上前間，靠窗東首有一張鋪床，便是我的安歇處，後間樓梯口住著台州的老媽子。

　　男僕阮元甫在樓下歇宿，他是專門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門去，給祖父預備早點，隨即上市買菜，在獄中小廚房裡做好了之後，送一份到寓裡來，（寓中只管煮飯，）等祖父吃過了午飯，他便又飄然出去上佑聖觀坐茶館，順便買些雜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備晚飯，上燈後回寓一徑休息，這是他每日的刻板行事。他是一個很漂亮，能幹而又很忠實的人，家在浙東海邊，只可惜在祖父出獄以後一直不曾再見到他，也沒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在杭州的職務是每隔兩三日去陪侍祖父一天之外，平日自己『用功』。樓下板桌固然放著些經書，也有筆硯，三六九還要送什麼起講之類去給祖父批改，但是實在究竟用了什麼功，只有神仙知道，自己只記得看了些閒書，倒還有點意思，有石印《閱微草堂筆記》，小本《淞隱漫錄》，一直後來還是不曾忘記。我去看祖父，最初自然是阮元甫帶領的，後來認得路徑了，就獨自前去。

　　走出牆門後往西去，有一條十字街，名叫塔兒頭，雖是小街卻頗有些店鋪，似乎由此往南，不久就是銀元局，此後的道路有點模糊了，但走到杭州府前總之並不遠，也不難走。府署當然是朝南的，司獄署在其右首，大概也是南向。我在杭州住了兩年，到那裡總去過有百餘次，可是這署門和大堂的情形如何卻都說不清了，或者根本沒有什麼大堂也未可知，只記得監獄部分，入門是一重鐵柵門，推門進去，門內坐著幾個禁卒，因為是認識我的，所以什麼也不問，我也一直沒有打過招呼。拐過一個彎，又是一頭普通的門，通常開著，裡邊是一個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獄神祠，我卻未曾去看過，只顧往東邊的小門進去，這裡面便是祖父所居住的小院落了。

　　門內是一條長天井，南邊是牆，北邊是一排白木圓柱的柵欄，柵欄內有狹長的廊，廊下並排一列開著些木門，這都是一間間的監房。大概一排有四間吧，但那裡只有西頭的一間裡祖父住著，隔壁住了一個禁卒，名叫鄒玉，是個長厚的老頭兒，其餘的都空著沒有人住。房間四壁都用白木圓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長短圓柱相間，留出空隙以通風日，用代窗戶，房屋寬可一丈半，深約二丈半，下鋪地板，左邊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鋪成炕狀，很大的一片，以供坐臥之用。祖父的房間裡的佈置是對著門口放了一張板桌和椅子，板炕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掛蚊帳，旁邊放著衣箱。

　　中間板桌對過的地方是幾疊書和另用什物，我的坐處便在這台上書堆與南窗之間。這幾堆書中我記得有廣百宋齋的四史，木板《綱鑒易知錄》，《五種遺規》，《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彙編》，《徐靈胎四種》，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裡坐上一日，除了遇見廊下炭爐上燉著的水開了，拿來給祖父沖茶，或是因為臨時加添了我一個人使用，便壺早滿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盡頭倒在地上之外，總是坐著翻翻書看，顛來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罷了。

　　祖父有時也坐下看書，可是總是在室外走動的時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獄神祠閑坐，總之出去時間很久，大概是同禁卒們談笑，或者還同強盜們談談，他平常很喜歡罵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緒和西太后）起頭一直罵到親族中的後輩，但是我卻不曾聽見他罵過強盜或是牢頭禁子。他常講罵人的笑話，大半是他自己編造的，我還記得一則講教書先生的苦況，雲有人問西席，聽說貴東家多有珍寶，先生諒必看到一二，答說我只知道有三件寶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雞一隻，能言牛一頭。他並沒有給富家坐過館，所以不是自己的經驗，這只是替別人不平而已。

　　杭州府獄中強盜等人的生活如何，我沒有看到，所以無可說，只是在室內時常可以聽見腳鐐聲響，得以想像一二而已。有一回，聽見很響亮的鐐聲，又有人高聲念佛，向外邊出去了。不一會聽禁卒們傳說，這是台州的大盜提出去處決，他們知道他的身世，個人性格，大概都瞭解他，剛才我所聽得的這陣聲響，似乎也使他們很感到一種感傷或是寂寞，這是一件事實，頗足以證明祖父罵旁人而不罵強盜或禁卒，雖然有點怪僻，卻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了。

　　在這兩三年之後，我在故鄉一個夏天乘早涼時上大街去，走到古軒亭口，即是後來清政府殺秋瑾女士的地方，店鋪未開門，行人也還很稀少，我見地上有兩個覆臥的人，上邊蓋著破草席，只露出兩隻腳在外——可以想見上邊是沒有頭的，此乃是強盜的腳，是在清早處決的。我看這腳的後跟都是皴裂的，是一般老百姓的腳。我這時候就又記起台州大盜的事來。

　　我有一個老友，是專攻倫理學，也就是所謂人生哲學的，他有一句詩云，盜賊漸可親，上句卻已不記得，覺得他的這種心情我可以瞭解得幾分，實在是很可悲的。這所說的盜賊與《水滸傳》裡的不同，《水滸》的英雄們原來都是有飯吃的，可是被逼上梁山，搞起一套事業來，小小的做可以占得一個山寨，大大的則可以弄到一座江山，劉季朱溫都是一例。至於小盜賊只是饑寒交迫的老百姓挺而走險，他們搞的不是事業而是生活，結果這條路也走不下去，卻被領到『清波門頭』，（這是說在杭州的話，）簡單的解決了他的生活的困難。清末革命運動中，浙江曾經出了一個奇人，姓陶號煥卿，在民國初年為蔣介石所暗殺了。

　　據說他家在鄉下本來開著一爿磚瓦鋪，可是他專愛讀書與革命運動，不會經管店務，連石灰裡的梗灰與市灰的區別都不知道。他的父親便問他說，你搞那什麼革命那麼為的是啥呢？他答說，為的要使得個個人有飯吃。他父親聽了這話，便不再叫管店，由他去流浪做革命運動去了，曾對人家說明道，他要使得個個人都有飯吃，這個我怎好去阻當他。這真是一個革命佳話。我想我的老友一定也有此種感想，只是有點趨於消極，所以我說很可悲的，不過如不消極，那或者於他又可能是有點可危了吧。」

　　說到了杭州，我想把祖父的姨太太的事情也在這裡補說幾句，做個結束。

　　她姓潘，據叔父伯升小時候說，她名叫大風，但也沒有別的證據。她的為人說不出有什麼好壞，雖然家裡的風暴普通總歸罪於她，這實在也給予祖母母親以無限的苦惱，所以大家的怨恨是無怪的。但是由我看來，以平常的婦女處在特殊的環境裡，總會有這種的情形，這是多妻的男子的責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以一個普通的女人論，我覺得是並無特別可以非難的地方。她比祖父大概要年小三十歲以上，光緒甲辰（一九〇四）祖父以六十八歲去世，她那時才只三十六七歲，照道理說本來是可以放她出去了，但是這沒有做到，到得後來有點不安于室，祖母這才讓她走了。當時有些文件偶爾保存下來，便抄錄一點在下面，一張是手諭，一張是筆據，手諭是依了草稿錄下來的。

　　「主母蔣諭妾潘氏，頃因汝嫌吾家清苦，情願投靠親戚，並非虛言，嗣後遠離家鄉，聽汝自便，決不根究，汝可放心，即以此諭作憑可也。
　　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主母蔣諭。」

　　「立筆據妾潘氏，頃因情願外出自度，無論景況如何，終身不入周家之門，決無異言。此據。
　　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八日，立筆據妾潘氏，
　　代筆周芹侯押。」

　　我以前做過三首花牌樓的詩，末一首是紀念花牌樓的諸婦女的，裡邊也講到潘姨太太，有這幾句話道：

　　「主婦生北平，髫年侍祖父。
　　嫁得窮京官，庶幾尚得所。
　　應是命不猶，適值暴風雨。
　　中年終下堂，漂泊不知處。」

　　——聊為她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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