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八二監獄生活

一八二監獄生活

　　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了，抗日戰爭得到勝利，凡是在敵偽時期做過事的人當然要受到處分，不過雖有這個覺悟，而難望能夠得到公平的處理，因為國民黨政府的一個目的是在於「劫收」，並不是為別的事情。我這裡沒有其它寶貝，只有一塊刻著「聖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黃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隻鋼表，一總才值七八百塊錢，也被那帶槍的特務所偷去，幸而他們不要破磚瓦，所以那塊鳳皇磚和永明磚硯總算留下了。

　　這是那年十二月六日的事，他們把我帶到有名的炮局胡同的獄舍裡，到第二年五月才用飛機送往南京，共總十二個人，最初住在老虎橋首都監獄的忠舍，隨後又移至義舍，末了又移往東獨居，這是一人一小間，就覺得很是不錯了。這一直住到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廿六日，那時南京政府已經坍台了，這才叫我們保釋出去，第三天到得上海，正是陰曆的除夕了。

　　在北京的炮局是歸中統的特務管理的，諸事要嚴格一點，各人編一個號碼，晚上要分房按號點呼，年過六十的雲予優待，聚居東西大監，特許用火爐取暖，但煤須自己購備，吃飯六人一桌，本來有菜兩缽，亦特予倍給。第二年五月移居南京之後，原是普通監獄，分出一部分作為看守所，都屬司法部，便很有些舊時的風氣了。忠舍為看守所的一部，在西北的一角裡，東西相對各有五間房子，每房要住五個人，北面有一個小院子，關起門來倒也自成一個院落。

　　住在裡面的人，安定下來就開始募款，記不清那數目了，大約是每月三四十萬吧，給他們做酬勞——這叫做什麼好呢？凡是在忠舍當差的人，自看守以至副所長都有所得，據說只有所長沒有分潤，這是我聽說如此，詳細也不知道。我們沒有錢的也可以不出，反正忠合的住民裡不缺少富翁，他們就負擔下來了，例如有一位乾癟的老頭子，年紀有七十多歲了，是盛宣懷的侄子，是統售鴉片煙的，上上下下都稱他為「老太爺」，便是一例。因為如此，忠舍的管理比較緩和，往來出入可以自由，煙酒什麼違禁物品也可輸入，所裡照例每月也有檢查，但是都是預先知道，由擔任「外役」的人先期收集了，隱藏在板屋的頂上，檢查完畢再一一歸還原主。

　　當外役的都是那些短期拘禁的犯竊盜小罪的人，有一個姓沈的少年，卻很有工夫，嘗親自表演，將看守身邊的東西轉眼掏到手裡，有一回同了好些人上法院去，回來檢查的時候，向會計課領了錢出去的人找不到余剩的錢，卻發見在這人的身上了，明知道偷了也是沒用，但看見有好機會便忍不住要技癢了吧。不過這事也有例外，有個剃頭的卻是殺人犯，我曾屢次叫他理髮，問起他的事情，答說是因為鬥毆，與同行的兄弟兩人打架，兩面均拿著傢伙，結果是他打贏了，對方一死一傷，但是他卻吃了官司，初判死刑，後來改處有期徒刑。其人並不兇悍，所以將頭顱託付他，沒有覺得什麼不放心，可是叫殺人犯來剃頭，當初一聽卻是駭人聽聞的了。

　　在忠舍大約住有一年的樣子，起居雖然擠得很，卻還能做一點工作，我把一個餅乾洋鐵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當做小棹子，翻譯了一部英國勞斯（W.H.D.Rouse）所著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給了正中書局，沒有出版，解放後經我重新譯了，由文化生活社刊行，書名省作「希臘的神與英雄」了。此外又開始做些舊詩，就是我向來稱它做打油詩的，不過這時不再作那七言律詩了，都是些七言絕句和五言古詩，那是道地的外道詩，七絕是牛山志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則是學寒山子的，不過似乎更是疲賴一點罷了。計共有《忠舍雜詩》二十首，《往昔》五續三十首，《丙戌歲暮雜詩》十一首，這裡除《忠舍雜詩》外都是五言古詩。

　　丁亥（一九四七）七月移居東獨居，稍得閒靜，又得商人黃煥之出獄時送我的折疊炕桌，似乎條件盡夠用功了，可是成績不夠好，通計在那裡住了一年半，只看了一部段注《說文解字》，一部王友的《說文釋例》和《說文句讀》，其次則是寫詩，《丁亥暑中雜詩》三十首，《兒童雜事詩》七十二首，和集外的應酬和題畫詩共約一百首。《兒童雜事詩》為七言絕句，最初因讀英國利亞（Edward Lear）的詼諧詩，妙語天成，不可方物，略師其意，寫兒戲趁韻詩數章，迄不能就，唯留存三數首，衍為兒童生活及故事詩各二十四章，後又廣為三編，得七十二章焉。三十七年一年中不曾作詩，是年一月廿七日曾題詩稿之末云：

　　「寒暑多作詩，有似發寒熱。間歇現緊張，一冷複一熱。轉眼寒冬來，已過大寒節。這回卻不算，無言對風雪。中心有蘊藏，何能托筆舌。舊稿徒千言，一字不曾說。時日既唐捐，紙墨亦可惜。據榻讀爾雅，寄心在蠓蠛。」

　　這時國民黨政府已近末期，獨居裡邊雖然報紙可以潛入，但是沒有人要留心這些，最受歡迎的乃是《觀察》週刊，它的戰爭通信真是犀利透徹，令人佩服。這一年裡所關心的便是時局的變化，盼望這種政府的趕快覆沒，雖然它大吹大擂的裝做勝利歸來的樣子，但人家看去終不像是真的政府，便是那在大行官的法院，和峨冠博帶的法官，也總是做戲一般的予人以偽的感覺，這是很奇怪的也是實在的事情。即如它的最高法院對於我的聲請判決，裡邊有這樣的一節話：

　　「次查聲請人所著之《中國的思想問題》，考其內容原屬我國固有之中心思想，但聲請人身任偽職，與敵人立於同一陣線，主張全面和平，反對抗戰國策，此種論文雖難證明為貢獻敵人統治我國之意見，要亦系代表在敵人壓迫下偽政府所發之呼聲，自不能因日本文學報國會代表片岡鐵兵之反對而卸通敵叛國之罪責。」對於那篇《中國的思想問題》，可以看作「貢獻敵人統治我國之意見」，或是「代表在敵人壓迫下偽政府所發之呼聲」，這種武斷羅織的話是本國人的公正法官所應該說的麼？或者此乃是向來法官的口氣也未可知，那麼我只好以「作揖主義」對付之，說大人們這樣說一定是不錯的吧。

　　但是這個偽朝廷卻終於坍台了，倉皇解散一切的機關，我遂於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廿六日離開了老虎橋，這也是很巧的，恰好正是寫那篇蠛蠓詩的一周年，我於當日口占了一首，題目是「擬題壁」，可是實在卻沒有題，只是記在心裡，到了二月八日這才把它記了下來。詩云：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學閉關，
　　今日出門橋上望，菰蒲零落滿溪間。」

　　這是賦而比也的打油詩，缺少溫柔敦厚之致，那是沒有法子的，但是比較丙戌（一九四六）六月所做的一首《騎驢》的詩，乃是送給傅斯年的，卻是似乎還要好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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