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七八從不說話到說話

一七八從不說話到說話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以後，華北淪陷於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處於俘虜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隱忍的勉強過活，頭兩年如上兩章所說的總算借了翻譯與教書混過去了。但到了廿八年元旦來了刺客，雖然沒有被損害著，警察局卻派了三名偵緝隊來住在家裡，外出也總跟著一個人，所以連出門的自由也剝奪了，不能再去上課。這時湯爾和在臨時政府當教育部長，便送來一個北京大學圖書館長的聘書，後來改為文學院院長，這是我在偽組織任職的起頭。我還是終日住在家裡，領著乾薪，圖書館的事由北大秘書長代我辦理，後來文學院則由學院秘書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罷了。不過這些在敵偽時期所做的事，我不想這裡來寫，因為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來記述，難免有近似辯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張不辯解主義的，所以覺得不很合適。

　　古來許多名人都曾寫過那些名稱懺悔錄、自敘傳或是回憶的文章，裡邊多是虛實淆混，例如盧梭、托爾斯多、折裡尼、歌德都是如此。那是藝術作品，所以它的價值並不全在事情的真實方面，因為讀者並不是當歷史去看，只把它當作著者以自己生活為材料的抒情散文去讀，這也是很有意味的。

　　歌德將他的自傳題名為「詩與真實」，這是很有意思的事，在這裡詩與真實相對立，詩是藝術，也就是理想或幻想，將客觀的真實通過了主觀的幻想，安排了敘述出來，結果成為藝術的作品，留供後世人的鑒賞。但那是藝術名人的事情，不是我們平凡人所可學樣的，我平常不懂得詩，也就不能贊成這樣的做法，我寫這回憶錄，也同從前寫《魯迅的故家》一個樣子，只就事實來作報道，沒有加入絲毫的虛構，除了因年代久遠而生的有些遺忘和脫漏，那是不能免的，若是添加潤色則是絕對沒有的事。

　　平常寫文章的時候，即使本來沒有加進去詩的描寫，無意中也會出現一種態度，寫出來誇張不實的事來，這便是我在乙酉（一九四五）年六月所寫一篇《談文章》裡所說的，做文章最容易犯的一種毛病，即是作態。原文有一節云：

　　「我看有些文章本來是並不壞的，他有意思要說，有詞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寫出來，不過這裡卻有一個難關。文章是個人所寫，對手卻是多數人，所以這與演說相近，而演說更與做戲相差不遠。演說者有話想說服大眾，然而也容易為大眾所支配，有一句話或一舉動被聽眾所賞識，常不免無意識的重演，如拍桌說大家應當沖上前去，得到鼓掌與喝采，接下去說大家不可不衝鋒，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這樣，引導群眾的演說與娛樂群眾的做戲實在已沒有多大區別。我是不懂戲文的，但是聽人家說好的戲子也並不是這樣演法，他有自己的規矩，不肯輕易屈己從人。小時候聽長輩談一個故鄉的戲子的軼事，他把徒弟教成功了，叫他上臺去演戲的時候，吩附道：你自己唱演要緊，戲臺下邊鼻孔像煙通似的那班傢伙你千萬不要去理他們。鄉間戲子有這樣見識，可見他對於自己的技術確有自信，賢于一般的政客和文人矣。」

　　對於這種毛病，我在寫文章的時候也深自警惕，不敢搦起筆來繃著面孔，做出像煞有介事的一副樣子，只是同平常寫信一樣，希望做到瑣屑平凡的如面談罷了。這一節話本來是應該在開頭第一章裡說的，現在這裡來補說，雖然似乎是遲了一點，卻也覺得沒有不合適的地方。

　　我不想寫敵偽時期個人的行事，那麼寫的是那時候的心事麼？這多少可以這樣的說，因為在那個時期的確寫了不少文章，而且多是積極的有意義的，雖然我相信教訓之無用，文字之無力，但在那時候覺得在水面上也只有這一條稻草可抓了。其實最初我是主張沉默的，因為有如徐君所說在淪陷區的人都是俘虜，苦難正是應該，不用說什麼廢話。在廿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在一篇《讀東山談苑》裡表明態度道：

　　「《東山談苑》卷七雲，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此語殊佳，餘澹心記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書八卷，以餘觀之，總無出此一條之右者矣。嘗怪《世說新語》後所記何以率多陳腐，或歪曲遠於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馬樹猶如此之語，難得一見。雲林居士此言可謂甚有意思，特別如餘君所雲，亂離之後，閉戶深思，當更有感興，如下一刀圭，豈止勝於吹竹彈絲而已哉。」

　　當時以為說多餘的廢話這便是俗，所以那一年裡只寫些兩三百字的短篇筆記，像這一篇的便是，後來集有二百多則，並作一集叫作「書房一角」。但是廿八年元旦來了刺客，過了十七天又遇著了故友錢玄同君之喪，他的精神受了激刺，這是與那刺客事件不無關係的，在他去世後百日，我便寫了《最後的十七日》這篇文章，做他的記念，後來改名為「玄同紀念」，收在《藥味集》裡。那篇文章的末尾說：

　　「今玄同往矣，恐遂無複有能規誡我者。這裡我只是稍講私人的關係，深愧不能對於故人的品格學問有所表揚，但是我於此破了二年來不說話的戒，寫下這一篇小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個大的決意，姑以是為故友紀念可也。」

　　年月是民國廿八年四月廿八日，這篇文章是登在當時為燕大學生所辦的《燕大週刊》上邊的。我自此決意來說話，雖是對於文字的力量仍舊抱著疑問，但是放手寫去，自民國廿八年至三十四年這七年裡，收集起來的共計有一百三十篇，其散佚者在外，可以說是不算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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