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七七元旦的刺客

一七七元旦的刺客

　　編譯委員會既然決然從北京撤退，搬到香港去，從前在那裡寫作的人便發起一個惜別會，在什刹海會賢堂聚餐，我不記得是什麼人發起了，只記得仿佛人很多，一共有兩桌吧，主客當然是關琪桐，主人們裡邊只有王古魯還是沒有忘記，他那時是替他們譯白鳥庫吉的著作。大概這編譯會遷移的事情決定的頗早，是在民國廿七年的上半年，所以我就趕緊作第二步的打算，因為從前曾在燕京大學教過十年的書，想在裡邊謀一個位置，那時燕大與輔仁大學因為是教會大學的關係，日本人不加干涉，中國方面也認為在裡邊任職是與國立的學校沒有什麼不同。我把這意思告知了在燕大擔任國文系主任的郭紹虞君，承他於五月二十日來訪，送來燕大的聘書，名義是「客座教授」，功課四至六小時，待遇按講師論，但增送二十元，以示優異。其後因為決定每星期只去一天，便規定兩種功課各二小時，月薪一百元。日記上有這幾則記事：

　　「九月十四日，下午豐一帶燕大點名簿來，紹虞約十六日午餐。

　　十五日，上午九時雇車出城往燕大，上下午各上一班，午在紹虞處飯，吳雷川亦來，三時後出校，四時頃回家，付車夫一元。

　　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往朗潤園，應紹虞之招，共二席，皆國文系教員，司徒雷登吳雷川亦來，下午三時回家。」

　　這樣的不覺過了四個月，轉瞬又是一年了。我本不會做詩，不知怎的忽然發起詩興來，於十二月廿一日寫了這三首，仍然照例的打油詩，卻似乎正寫得出那時的情緒，其詞云：

　　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
　　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

　　禪床溜下無情思，正是沉陰欲雪天。
　　買得一條油炸鬼，惜無白粥下微鹽。

　　不是淵明乞食時，但稱陀佛省言辭。
　　攜歸白酒私牛肉，醉倒村邊土地祠。

　　同時在日記上寫道：

　　「十二月廿三日，下午得李炎華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歿，終日不愉。前作詩云，流水斜陽太有情，不能如有財有令譽者之擺脫，正是自討苦吃，但亦不能改耳。」

　　嘗以三詩寫示在上海的匏瓜庵主人（沈尹默），承賜和詩，末一聯雲，斜陽流水幹卿事，未免人間太有情。指點得很是不錯，但如我致廢名信中說過，覺得有此悵惘，故對於人世未能恝置，此雖亦是一種苦，目下卻尚不忍即舍去也。

　　過了十天，便是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的元旦了。那天上午大約九點鐘，燕大的舊學生沈啟無來賀年，我剛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談話，工役徐田來說有天津中日學院的李姓求見，我一向對於來訪的無不接見，所以便叫請進來。只見一個人進來，沒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說一聲，「你是周先生麼？」便是一手槍。我覺得左腹有點疼痛，卻並不跌倒，那時客人站了起來，說道：「我是客。」這人卻不理他，對他也是一槍，客人應聲僕地。那人從容出門，我也趕緊從北門退歸內室，沈啟無已經起立，也跟了進來。這時候聽見外面槍聲三四響，如放鞭炮相似，原來徐田以前當過偵緝隊的差使，懂得一點方法，在門背後等那人出來時跟在後面，一把將他攔腰抱住，捏槍的手兜在衣袋裡，一面叫人來幫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時因為是陽曆新年，門房裡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車夫也來閒談，大家正在忙亂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個助手，看他好久不出來，知道事情不妙，便進來協助，開槍數響，那人遂得脫逃，而幫忙的車夫卻有數人受傷，張三傷重即死，小方肩背為槍彈平面所穿過。

　　受傷的人都送到日華同仁醫院去醫治，小方經過消毒包紮，就算行了，沈啟無彈中左肩，沒有傷著心肺，就只是彈子在裡邊，無法取出，在醫院裡療養了一個月半，創口好了，也就出了院。

　　我的傷一看似乎很是嚴重，據醫生說前年日本首相濱口雄幸在車站被刺，就是這個部位，雖然一時得救，卻終於以此致命。我自己覺得不很痛，以為重傷照例是如此，乃在愛克斯光室裡，醫生卻無論如何總找不著子彈，才知道沒有打進去，這時候檢查傷口，發現肚臍左邊有手掌大的一塊青黑色，只是皮面擦破而已，至於為什麼子彈沒有打進去，誰都不能解說得出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穿衣服，這才一下子省悟了，因為穿一件對衿的毛線衫，扣扣子到第三顆的時候，手觸到傷處覺得疼痛，這時乃知道是這顆扣子擋住了那子彈，卻也幸虧那時鈕扣穿得偏左了一點，如果在正中的話那也無濟於事。這扣子乃是一種化學製品，並非金屬，卻能有此作用，當日警察檢查現場，在客室地上拾得一顆子彈，系鉛質的已經扁了，上面印有花紋，就是那毛線衣的鈕上的。

　　這事件的經過已經約略敘說過了，現在便是想一問詢這位暴客的來訪的意義與其來源了。這案始終未破，來源當然無從知悉，但這也可以用常識推理而知的。日本軍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給國民黨的特務，但是事實上還是他們自己搞的，這有好幾方面的證據。

　　第一，日本憲兵在這案件上對於被害者從頭就取一種很有惡意的態度。一日下午我剛從醫院裡回家，就有兩個憲兵來傳我到憲兵隊問話，這就是設在漢花園的北京大學第一院的，當時在地下室的一間屋子裡，仔細盤問了有兩個鐘頭，以為可能國民黨認為黨員動搖，因而下手亦未可知。以後一個月裡總要來訪問一兩次，說是聯絡，後來有一次大言治安良好，種種暗殺案件悉已破獲，我便笑問，那麼我的這一件呢？他急應道，也快了。但自此以後，便不再來訪問了。

　　第二，刺客有兩個，坐汽車來到後面的胡同，顯然是大規模的。但奇怪的是，到家裡來找我，卻不在我到海甸去的路上，那是有一定的日子和時刻的，在那路上等我可以萬無一失，也不必用兩個人，一個就盡夠用了。民國十五年燕大初搬到海甸的時候，我曾在一篇文章裡說過上學校去的行程道：

　　「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莊，十五分海甸簍鬥橋到。」

　　現在卻是大舉的找上門來，不用簡單直捷的辦法，豈不是為避免目標，免得人聯想到燕大去的事情麼？這安排得很巧，但也因此顯露出拙來了。我到燕大去當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謝絕一切別的學校的邀請，這件事情第一觸怒了誰，這是十分顯而易見的事情。

　　僥倖那一天槍彈打在毛線衣的扣子上，也僥倖那刺客並未打第二槍，所以我得以拾得這一條性命。

　　在一月八日又做了兩首打油詩，以為紀念：

　　橙皮權當屠蘇酒，贏得衰顏一霎紅。
　　我醉欲眠眠未得，兒啼婦語鬧哄哄。

　　但思忍過事堪喜，回首冤親一惘然。
　　飽吃苦茶辨餘味，代言覓得杜樊川。

　　——忍過事堪喜系杜枚之句，偶從《困學紀聞》中見到，覺得很有意思。我從前喜言苦茶，其實是不懂吃茶，甚為世所詬病，今又說及苦茶，不過漸有現實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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