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七九反動老作家一

一七九反動老作家一

　　我寫文章平常所最為羡慕的有兩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點都沒有做作，說得恰到好處，其二是深刻潑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很很的掐進肉裡去。可是這只是理想，照例是可望而不可即，寫出來的都是些貌似神非的作品，所以在每回編好集子的時候，總是覺得不滿意，在前記或後記裡發一回牢騷。我的根基打的不好，當我起頭寫文章的那時，「文學革命」正鬧得很起勁，但是我的興趣卻是在於「思想革命」的方面，這便拉扯到道德方面去，與禮教吃人的問題發生永遠的糾葛。

　　從前美國的沉醉詩人愛倫坡（Allan Poe）平生懷著一種恐懼，生怕被活埋，我也相似的有怕被人吃了的恐懼，因此對於反禮教的文人很致敬禮，自孔文舉至李卓吾都是，顧亭林以明遺民不仕清朝，雖然也很佩服，但是他那種在《日知錄》中所表示的痛恨李卓吾的態度，自不免要加以攻擊了。本來高談思想革命，不與經濟生活發生關係，乃是一種唯心的說法，與宗教家之勸人發心行善沒有什麼兩樣，所以結果覺得教訓無用，文字無力，乃是當然的事情，但是因為不能忘情于人間，明知無益也仍由於惰性拖延下去了。

　　以上是我在淪陷前寫文章的態度，實在是消極的一種消遣法罷了，這可以說是前期吧？但是在淪陷後的寫作，這便有些不同了，文章仍舊是那麼樣，但是態度至少要積極誠實一點了。在淪陷中有什麼事值得改變態度，積極去幹的呢？因為這是在於敵人中間，發表文章也是宣傳的一種，或者比在敵人外邊的會有效力也未可知。這事果有效力麼？我不能確說，但是我覺得這是有的，因為我因此從日本軍部的御用文人方面得到了「反動老作家」的名號，這是很有光榮的事，但在講到這件事的始末以前，我還得把我後期的著作大略說一說。

　　我很反對顧亭林的那種禮教氣，可是也頗佩服他的幾句說話，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一冊《苦口甘口》，曾在自序中有這一節話道：

　　「重閱一過之後，照例是不滿意，如數年前所說過的一樣，又是寫了些無用也無味的正經話。難道我的儒家氣真是這樣的深重而難以湔除麼？我想起顧亭林致黃梨洲的書中有云：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為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案此書亭林文集未載，見於梨洲《思舊錄》中，時在清康熙丙辰，為讀《明夷待訪錄》後之複書，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則六十七矣。黃顧二君的學識我們何敢妄攀，但是在大處態度有相似者，亦可無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與文壇中人全屬隔教，平常所欲窺知者，乃在於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但所取材亦並不廢蟲魚風月，則或由於時代之異也。」這一番話雖是也包括前期的文章在內，但特別著重在說明後期的，因為正經文章在那時候是特別的多。當然裡邊也不少閒適的小文，有如收在《藥味集》裡的《賣糖》，《炒栗子》與《蚊蟲藥》，以及後來的《石板路》，都可以說是這一路，但是大多數卻多是說理，因此不免於枯燥了。在那方面平常有兩種主張，便是其一為倫理之自然化，其二為道義之事功化是也。這第一點是反對過去的封建禮教，不合人情物理，甚至對於自然亦多所歪曲，非得糾正不可。這思想的來源是很古舊的，在民國八年三月所寫的《祖先崇拜》這篇小文中說道：

　　「我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biologie（生物學），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準。」這仿佛與尼采所說的，要做一個健全的人須得先成為健全的動物，意思相近似，可是人們一面實行著動物所沒有那些行為，例如賣淫，強姦，大量的虐殺如原子彈等，一面卻來對於自然加以不必要的美化，說什麼烏反哺，羔羊跪乳，硬說動物也是知道倫常的，實在是非常荒唐的話，但是在中國卻還有相當的勢力。第二點是反對一切的八股化。自從董仲舒說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後來的人便抗了這塊招牌大唱高調，崇理學而薄事功，變成舉世盡是八股的世界。孟子對於梁惠王「何以利吾國」之問，開口喝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但是後面具體的說來，卻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這一大串話，歸結到「黎民不饑不寒」，正是極大的事功。清朝阮元在他的《論語論仁論》中有云：

　　「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民臣，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所以我以為瞑目靜坐在那裡默想仁字，固然也不是壞事情，然而也希望他能夠多少見於實行，庶幾表示與一心念佛的信徒稍有不同耳。

　　我揭櫫了這兩個主張，隨時發點議論，此外關於中國的文學思想等具體問題也講了些話，這是違反我從前說過的話的，因為在多年以前我聲明將文學店關門了，現在卻再來講話，莫非又覺得懂得了文學了麼？這其實是並不如此的，文學仍舊是不懂，但是本國的事情不能毫不關心，而且根據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原則，一般文學問題可以推說不懂，若是關於中國的事情多少總是有點瞭解的，這樣便忍不住來說幾句話了。

　　我所寫的關於中國文學和思想的文章，較為重要的有這四篇，依了年月的次序寫來是這幾種：

　　一，《漢文學的傳統》，民國廿九年三月。
　　二，《中國的思想問題》，三十一年十一月。
　　三，《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三十二年四月。
　　四，《漢文學的前途》，同年七月。

　　其中一四兩篇，所說也就是那一套，但題目稱漢文學卻頗有點特別，因為我在那時很看重漢文的政治作用，所以將這來代表中國文學。在《漢文學的前途》後邊有一篇附記道：

　　「民國廿九年冬曾寫一文曰『漢文學的傳統』，現今所說大意亦仍相同，恐不能中青年讀者之意，今說明一句，言論之新舊好歹不足道，實在只是以中國人立場說話耳。太平時代大家興高采烈，多發為高論，只要於理為可，即於事未能亦並不妨，但不幸而值禍亂，則感想議論亦近平實，大抵以國家民族之安危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談，亦是當然也。中國民族被稱為一盤散沙，自他均無異辭，但民族間自有系維在，反不似歐人之易於分裂，此在平日視之或無甚足取，唯亂後思之，卻大可珍重。我們史書，明永樂定都北京，安之若故鄉，數百年燕雲舊俗了不為梗，又看報章雜誌之紀事照相，東至甯古塔，西至烏魯木齊，市街住宅種種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瑣末事項有出於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覽者不禁苦笑。反復一想，此是何物在時間空間中有如是維繫之力，思想文字語言禮俗，如此而已。漢語漢字其來已遠，近更有語體文，以漢字寫國語，義務教育未普及，只等刊物自然流通的結果，現今青年以漢字寫文章者，無論地理上距離間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卻均相通，這一件小事實有很重大的意義。舊派的人歎息語體文流行，古文漸衰微了，新派又覺得還不夠白話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滿意，但據我看來，這在文學上正夠適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國民思想感情的連絡與一致，我們固不必要表揚褒揚新文學運動之發起人，唯其成績在民國政治上實較在文學上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認。以後有志于文學的人亦應認明此點，把握漢文學的統一性，對於民族與文學同樣的有所盡，必先樹立了民族文學的根基，乃可以東亞文學的一員而參加活動，此自明之事實也。關於文人自肅，亦屬重要，唯苦口之言，取憎於人，且即不言而亦易知，故從略。七月二十日。」

　　這兩篇關於漢文學的是我比較注重的文章，在三十三年十二月給一種期刊寫的《十堂筆談》裡也重複提起，起頭的兩節便是漢字與國文。第三篇的兩種思想，無非是將那民為貴與君為臣綱對立起來，構成一篇講演，最有意思的乃是第二篇，即是《中國的思想問題》，因為我之所以得到那「反動老作家」的徽號，正因這篇文章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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