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六八道路的記憶二

一六八道路的記憶二

　　我是從民國十一年才進燕京大學去教書，至二十年退出，在這個期間我的住處沒有變動，但是學校卻搬了家，最初是在崇文門內盔甲廠，乃是北京內城的東南隅，和我所住的西北城正成一條對角線，隨後遷到西郊的海甸，卻離西直門很遠，現今公共汽車計有十站，大約總有十幾裡吧。但是當初在城裡的時候，這條對角線本來也不算近，以前往北大去曾經試驗步行過，共總要花一個鐘頭，車子則只要三十分鐘，若是往燕大去車子要奔跑一個鐘頭，那麼是北大的二倍了。

　　我在那邊上課的時間都是排在下午，可以讓我在上午北大上完課之後再行前去，中午叫工友去叫一盤炒麵，外帶兩個「窩果兒」即是氽雞子來，只要用兩三角錢就可以吃飽，但是也有時來不及吃，只可在東安市場買兩個雞蛋糕的卷子，冬天放下車簾一路大吃，等得到來也就可以吃完了。從北大走去，那條對角線恰是一半，其路線則由漢花園往南往東，或者取道北河沿，或者由翠花胡同出王府大街，反正總要走過東安市場所在的東安門的。

　　說起東安門來也有復辟時記憶留著，那朝西北的門洞邊上有著槍彈的痕跡，即是張勳公館的辮子兵所打出來的，不過現在東安門久已拆除，所以這些遺跡已全然不見了。自東安市場以至王府井大街，再往東便是東單牌樓了，那是最為繁盛的地方，買什麼東西都很方便，那時雖然不再走過前門，可是每星期總要幾回走過東單，就更覺得便利了。東單牌樓往南走不多遠，就得往東去，或在蘇州胡同拐彎再轉至五老胡同，或者更往南一點進船板胡同釣餌胡同，出去便是溝沿頭，它的南端與盔甲廠相接。說也奇怪，這北京東南的地方在我卻是似曾相識，因為在五年前復辟的時候，我們至東城避難，而這家旅館乃是恰在船板胡同的陋巷裡。

　　我們在那裡躲了幾天，有時溜出去買英文報看，買日本點心吃，所以在附近的幾條胡同裡也徘徊過，如今卻又從這裡經過，覺得很有意思。我利用來東城的機會，時常照顧的是八寶胡同的青林堂日本點心鋪，東單的祥泰義食料鋪，買些法國的蒲桃酒和苦艾酒等。傍晚下課回來，一直要走一個多鐘頭，路實在長得可以，而且下午功課要四點半鐘才了，冬天到了家裡要六點鐘了，天色已經昏黑，頗有披星帶月之感，幸而幾年之後學校就搬了家，又是另外一種情形了。

　　燕京大學的新校址在西郊簍鬥橋地方，據說是明朝米家的花園叫做勺園，不過木石均已無複存留，只有進門後的一座石橋，大概還是舊物吧。現在已改為北京大學，建築已很有增加，但是大體上似乎還無什麼改變。往海甸去的道程已有許多不同吧，就當時的狀態來說，有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十月三十日所寫的一封通信，登在《語絲》上面，題曰「郊外」，可以看見其時北京的一點情形，今抄錄於下：

　　「燕大開學已有月餘，我每星期須出城兩天，海甸這一條路已經有點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莊，十五分海甸北簍鬥橋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別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風中坐在洋車上遠望鼻煙色的西山，近看樹林後的古廟以及河邊一帶微黃的草木，不覺過了二三十分的時光。

　　最可喜的是大柳樹南村與白祥庵南村之間的一段S字形的馬路，望去真與畫圖相似，總是看不厭。不過這只是說那空曠沒有人煙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門外或海甸鎮，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甸為尤甚，道路破壞污穢，兩旁溝內滿是垃圾以及居民所傾倒出來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沒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見灰色的人們，學校或商店的門口常貼著一條紅紙，寫著什麼團營連等字樣。這種情形以我初出城時為最甚，現在似乎少好一點了，但是還未全去。我每經過總感到一種不愉快，覺得這是佔領地的樣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國走路，我沒有親見過，但常常冥想歐戰時比利時等處或者是這個景象吧。

　　海甸的蓮花白酒是頗有名的，我曾經買過一瓶，價貴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歡喝它。我總覺得勃闌地最好，但是近來有什麼機制酒稅，價錢大漲，很有點買不起了。——城外路上還有一件討厭的東西，便是那紙煙的大招牌。我並不一定反對吸紙煙，就是豎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一點，至少也要不醜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醜陋的。把這些粗惡的招牌立在佔領地似的地方，倒也是極適合的罷？」

　　那時候正是「三一八」之年，這時馮玉祥的國民軍退守南口，張作霖的奉軍和直魯軍進佔北京，上面所說便是其時的情形，也就是上文說過的履霜堅冰至的時期了。

　　我在燕京前後十年，以我的經驗來說，似乎在盔甲廠的五年比較更有意思。從全體說起來，自然是到海甸以後，校舍設備功課教員各方面都有改進，一切有個大學的規模了，但我覺得有點散漫，還不如先前簡陋的時期，什麼都要緊張認真，學生和教員的關係也更為密切。我覺得在燕大初期所認識的學生中間有好些不能忘記的，過於北大出身的人，而這些人又不是怎麼有名的，現在姑且舉出一個已經身故的人出來，這人便是畫家司徒喬。他在民國十四年六月擬開一次展覽會，叫我寫篇介紹，我是不懂畫和詩的，但是寫了一篇《司徒喬所作畫展覽會的小引》在報上發表了，其詞曰：

　　「司徒君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他性喜作畫，據他的朋友說，他作畫比吃飯還要緊。他自己說，他所以這樣的畫，自有他不得不畫的苦衷，這便因為他不能閉著眼睛走路。我們在路上看見了什麼，回來就想對朋友說說，他也就忍不住要把它畫出來。我是全然不懂畫的，但他作畫的這動機我覺得還能瞭解，因為這與我們寫文章是一致的。司徒君畫裡的人物大抵是些乞丐，驢夫和老頭子，這是因為他眼中的北京是這樣，雖然北京此外或者還有別的好東西，大家以為好的物與人。

　　有一天，我到他宿舍裡去，看見他正在作畫，大乞丐小乞丐並排著坐在他的床沿上——大的是瞎了眼的，但聽見了聲音，趕緊站了起來。我真感覺不安，擾亂了他們正經工作。我又見到一張畫好了的老頭兒的頭部，據說也是一個什麼胡同的老乞丐，在他的皺紋和鬚髮裡真仿佛藏著四千年的苦辛的歷史。我是美術的門外漢，不知道司徒君的畫的好壞，只覺得他這種作畫的態度是很可佩服的。現在他將於某日在帝王廟展覽他的繪畫，我很願意寫幾句話做個介紹，至於藝術上的成就如何，屆時自有識者的批判，恕我不能贊一辭了。」

　　那時他的宿舍也就是在盔甲廠附近的一間簡陋的民房，後來在西郊建起新的齋舍，十分整齊考究，可是沒有那一種自由，他也沒有在那裡念書了。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他外遊歸來，回到北京來看我，給我用炭畫素描畫了一幅小像，作我五十歲的紀念，這幅畫至今保存，掛在舊苦雨齋的西牆上，我在燕大教書十年，得到這一幅畫作紀念，這實在是十分可喜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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