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四二嗎嘎喇廟

一四二嗎嘎喇廟

　　民國十二三年便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我們在北大裡的一群人，大抵是在文科裡教書的那些日本留學生，對於中日問題的解決，還有些幻想，所以在對日活動上也曾經努力過，可是後來都歸於徒勞，終是失敗了事。這一群人有陳百年，他是光復會的舊人，從前同了龔未生兩人一直跟著陶煥卿跑，在煥卿著《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的時候，二人都列名校對，未生別號是「獨念和尚」，百年則稱為「悠悠我思」，這與著書的「會稽先生」是相對成趣，魯迅所時常引為談助的。

　　此外是沈尹默，他雖然不是留東學生，可是在這團體裡很有勢力，算是捏鵝毛扇的，因此朋友們就奉尊號稱之為鬼穀子，而實際奔走聯絡的則是張鳳舉，他本名張定璜，是京都帝大的學生，後來當國民政府的駐日代表團員，現在就一直住在日本。還有兩個人乃是馬幼漁和我，本來還有朱希祖錢玄同，但玄同或者因為在北大只是講師的關係，所以除外了，朱希祖不曉得因為什麼，也不去拉他，其實他們倒是民報社聽講的人，即此可見「正人君子」的某籍某系的話是胡亂造謠罷了。

　　學校方面當初找我們幾個人，商談一下退還庚子賠款的事情。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國向中國強要了去莫大的賠款，可是後來又由美國發起，退還給中國，用在教育文化事業上面，這于文化侵略是最有效力的。俄國于第一次歐戰之後就完全放棄了，英法各國也相繼聲明退還，其中只是日本做得頂不漂亮，他不好意思說不退，可是退又是實在捨不得，所以經過好幾年的曲折，成立了一個什麼「對支文化事業委員會」，後來修正成為「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是屬他們內閣的一個機關，這事是在幾年之後，那時中國只能放手不管，由他們自己去搞了。這是後話，且說其時還什麼都沒有頭緒，我們便是我和張鳳舉同去日本公使館找吉田參事官一談，當時所談只是公事，這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的事，但是由於這回的訪問，漸漸相識，遂於九月二十日在吉田處與阪西諸人相會，商量組織「中日學術協會」，為他日協商的地步。日記上只簡單的記著：

　　「二十日晴，下午往燕大上課，四時後往訪鳳舉，至正昌飲茶，同往吉田君宅晚餐，來者阪西，土肥原，今西，澤村，及北大同人，共十六人，十一時散。」阪西利八郎是日本的陸軍中將，一向在北京為北洋政府的軍事顧問，是個有名的「支那通」，土肥原賢二那時候還是少佐，是他的幫手，阪西用中國話介紹說，「這是我的夥計」，是後來「侵華」的罪魁禍首，在巢鴨監獄裡同了別的戰犯一起明正典刑的，不過在那時候還看不出什麼來，只是覺得在老奸巨猾的阪西旁邊，顯得鄉下老似的土頭土腦，其實後來他的鬼計百出，終於弄得一敗塗地，也何嘗不是他的笨拙的證據呢。

　　今西龍是研究朝鮮語的，澤村則是講美術史的，都是東京大學的教授，那時逗留在北京，這裡只是來作陪客的罷了。這回宴會不久之後，中日學術協會便告組織完成了，裡邊的主幹在日本方面是阪西和土肥原，土肥原還有一個他的「夥計」，叫方夢超，大概是安徽桐城人，乃沈尹默的親戚，此外由阪西去拉了些在北京政府各部裡做顧問的日本人來充數，都是無關緊要的了。

　　中國方面是張鳳舉，他同阪西後來被選作「幹事」，其餘的人便都是具員而已，這些人是陳百年，馬幼漁，沈尹默和我，此外阪西還想拉李守常，可是不成功。他們的人選是要取北大人裡多少和國民黨有淵源者，但是對於我卻有點看錯了——北伐的時節，沈尹默張鳳舉和蕭子升組織了特務委員會，很替國民黨出過力，後來登記黨員，鳳舉替我和徐耀辰都報了名，但是我們敬謝不敏，沒有去應筆試與口試。

　　日本人的用意是，那時北洋政府已是完全無望，眼見國民政府的北伐將要成功，便想來找個橋樑，過去和國民黨接洽。據張鳳舉所說，阪西表示中日談判很是樂觀，因為二十一條本未成立，當然可以破棄，即租界等問題亦可讓步，日本所希望者只在保留因日俄戰爭所得的權利，這些權利取自帝俄，並非由中國奪取，這種辯解雖是強詞奪理，但出自日本軍人之口，也可以說是難得了。但是不久也覺得這樣談判未必可能得中國的認可，所以又複轉為強硬政策，於是中日談判顯然無望，而中日學術協會這種組織也就自然歸於消滅了。

　　中日學術協會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宣告成立，查舊日記于那一天項下記著道：

　　「下午三時至西四帝王廟，赴中日學術協會成立之會，會員共十八人，交入會金十元，會費五元。歸家已晚。」這一筆錢就交給幹事，作為開辦的費用，在東城嗎嘎喇廟租了一間大屋，算作學術協會的會所，當時阪西就笑著說：「我們怎麼配說學術二字，但是招牌卻不得不這樣掛。」每月規定開一次常會，平常多借用北大第二院的會議廳，唯有遇到招待客人或接收會員等事，才在嗎嘎喇廟裡聚會。

　　會章像煞有介事的有嚴格的規定，凡接收會員，須經到場會員全體通過，以黑白棋子表示贊否，凡投票時如有一個黑子即屬無效。會員本來是無關緊要的東西，但是這條規則卻也發生了一次效力，被否決的人是西本願寺管長大穀光瑞，這黑子乃是張鳳舉所投的。這協會自十一月十一日在北大第二院開了第一次的常會，大概維持了將有一年的光景，看看中日形勢沒有什麼好轉，特別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溥儀出宮以後，日本的漢字新聞《順天時報》更是興風作浪的胡鬧，感覺到協會再弄下去的無意義，遂於十一月十日寫了一封出會聲明書寄去，因此這有名無實的所謂學術協會也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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