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二八每週評論上

一二八每週評論上

　　《北大生活》的大事記上有這幾項記錄：

　　「民國七年十二月三日，新潮雜誌成立。」

　　「八年一月，《新潮》雜誌出版。」

　　「同月，國故月刊社成立。」這樣，《公言報》所誇張的新舊學派對立的情形已經開始，剛到兩個月便興起了那武力干涉的陰謀，但是其實那異軍突起的卻並不是每月一回的月刊，乃是七年十一月廿七日成立，而於十二月廿一日創刊的《每週評論》。所謂新舊派的論爭實在也爭不出什麼來，新派純憑文章攻擊敵方的據點，不涉及個人，舊派的劉申叔則只顧做他的考據文章，別無主張，另一位黃季剛乃專門潑婦式的駡街，特別是在講堂上尤其大放厥詞，這位國學大師的做法實是不足為訓。這手法傳給了及門弟子，所以當時說某人是「黃門侍郎」（即是說是黃季剛的得意門生），誰也感到頭痛，覺得不敢請教的。

　　《新潮》的主幹是傅斯年，羅家倫只是副手，才力也較差，傅在研究所也單認了一種黃侃的文章組的「文」，可以想見在一年之前還是黃派的中堅，但到七年十二月便完全轉變了，所以陳獨秀雖自己在編《新青年》，卻不自信有這樣大的法力，在那時候曾經問過我，「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麼？」我雖然教過他們這一班，但實在不知底細，只好成人之美說些好話，說他們既然有意學好，想是可靠的吧。結果仲甫的懷疑到底是不錯的，他們並不是做細作，卻實在是投機，「五四」以後羅家倫在學生會辦事也頗出力，及至得到學校的重視，資送出洋，便得到高飛的機會了。他們這種做法實在要比舊派來得高明，雖然其動機與舊派一流原是一樣的。

　　《每週評論》預定於十二月十四日創刊，我乃寫了一篇《人的文學》，於十二月七日脫稿，送了過去，十四日得仲甫回信道：

　　「大著《人的文學》做得極好，唯此種材料以載月刊為宜，擬登入《新青年》，先生以為如何？週刊已批准，定於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須交稿。文藝時評一欄，望先生有一實物批評之文。」因此我就改作了一篇《平民的文學》，是二十日做成的，此外又寫了一篇《論黑幕》，這兩篇文章在《每週評論》第四五兩期上登載了出來。此後在二月十四日又寫了《再論黑幕》，不曉得發表在什麼時候，現在這兩篇關於黑幕的文章都沒有收在集子裡，所以說些什麼，已經完全忘記了。比較的至今還是記得清楚的，是兩篇別的文章，因為這些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說是近於「言志」的東西，這即是《祖先崇拜》與《思想革命》，在《談虎集》上卷收在開頭的地方。兩篇文章的末尾都只記著「八年三月」，查日記裡也沒有記載，只有二日下午記著「作文」，可能就是這個。《祖先崇拜》是反對中國的尊重國粹，主張廢止祖先崇拜而改為子孫崇拜，主要說：

　　「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學問，才可供我們的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準。在自然律上面的確是祖先為子孫而生存，並非子孫為祖先而生存的。」我這倫理的生物學的解說不管它的好壞得失如何，的確跟了我一輩子，做了我一切意見的根柢，而其實關於生物學的學問，不說是外行，也只有中學的程度。

　　第二篇《思想革命》則是正面的主張，強調思想改革之必要，仿佛和那時正出風頭的「文學革命」即是文字改革故意立異，實在乃是補足它所缺少的一方面罷了。這主要所說固然是文學裡的思想，但實際包含著一切的封建的因襲道德，若是借了《大公報》的說法，那也就是「劃倫常」的一種變相了。我給《每週評論》幫忙，在前三個月中間就只有這一點，因為四月裡我告假出京，先往紹興家中一轉，再到日本東京，所以「五四」時候不曾在場，待得我從東京回得北京來，卻已是五月十八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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