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二七五四之前

一二七五四之前

　　關於北大裡的人物的事情，講的已經不算少了，現在來講一點學校那時的一點情形吧。其時我才從地方中學出來，一下子就進到最高學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著中學的規矩，敷衍做去。點名劃到，還是中學的那一套，但是教課，中學是有教科書的，現在卻要用講義，這須得自己來編，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課程上規定，我所擔任的歐洲文學史是三單位，希臘羅馬文學史三單位，計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時的課，可是事先卻須得預備六小時用的講義，這大約需要寫稿紙至少二十張，再加上看參考書的時間，實在是夠忙的了。於是在白天裡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魯迅修正字句之後，第二天再來謄正並起草，如是繼續下去，在六天裡總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學校裡油印備用。

　　這樣經過一年的光陰，計草成希臘文學要略一卷，羅馬一卷，歐洲中古至十八世紀一卷，合成一冊《歐洲文學史》，作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三，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一種雜湊而成的書，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國文學史，文人傳記，作品批評，雜和做成，完全不成東西，不過在那時候也湊合著用了。但是這裡也有一種特色，便是人地名都不音譯，只用羅馬字拼寫，書名亦寫原文，在講解時加以解說，所以是用橫行排印，雖然用的還是文言。

　　後來商務印書館要出一套大學的教本，想把這本文學史充數，我也把編好了的十九世紀文學史整理好，預備加進去，可是拿到他們專家審訂的意見來一看，我就只好敬謝不敏了。因為他說書中年月有誤，那可能是由於我所根據的和他的權威不合，但是主張著作名稱悉應改用英文，這種英語正統的看法在那些紳士學者的社會雖是當然，但與原書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紳士叢書中間只得少陪了。

　　曾見《歐洲分期文學史》中一冊「十四世紀」，是英國聖茲伯利所編，他在例言裡邊說，因為編寫這冊書的緣故，重新將十四世紀的作品讀了一遍，一切悉依原文，自己說明只有愛爾蘭古文不懂，所以用了譯文。我看了只能叫聲慚愧，編文學史的工作不是我們搞得來的，要講一國一時期的文學照理非得把那些作品都看一遍不可，我們平凡人哪裡來這許多精力和時間？我的那冊文學史在供應了時代的需要以後，任其絕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

　　北大那時還于文科之外，還早熟的設立研究所，於六年（一九一七）十二月開始，凡分哲學，中文及英文三門，由教員擬定題目，分教員公同研究及學生研究兩種。我於甲種中選擇了「改良文字問題」，同人有錢玄同馬裕藻劉文典三人，卻是一直也沒有開過研究會，乙種則參加了「文章」類第五的小說組，同人有胡適劉複二人，規定每月二次，於第二第四的星期五舉行開會，照例須有一個人講演。

　　我們的小說組於十二月十四日開始，一共有十次的集會，研究員只有中文系二年級的崔龍文和英文系三年級的袁振英兩人。我記得講演僅有胡劉二君各講了一回，是什麼題目也已忘記了，只仿佛記得劉半農所講是什麼「下等小說」，到了四月十九日這次輪到應該我講了，我遂寫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在那裡敷衍的應用。大意是說它學西洋學得好，能夠徹底的去模仿外國，隨後就可以蛻化出自己的東西來，隨後講到中國，便大發其牢騷，現在雖已是過時，不妨抄在這裡，以供參考：

　　「中國講新小說也二十多年了，算起來卻毫無成績，這是什麼理由呢？據我說來，就只在中國人不肯模仿，不會模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舊派小說還出幾種，新文學的小說就一本也沒有。創作一面姑且不論也罷，即如翻譯，也是如此。除卻一二種節譯的小仲馬《茶花女遺事》，托爾斯泰《心獄》外，別無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還多，接下去便是高能達利，哈葛得，白髭拜（Boothby），無名氏諸作。

　　這宗著作，固然沒有什麼可模仿，也決沒人去模仿它，因為譯者本來也不是佩服他的長處所以譯它，所以譯這本書者便因為它有我的長處，因為他像我的緣故。所以司各得小說之可譯可讀者，就因為他像史漢的緣故，正與將赫胥黎《天演論》比周秦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這樣一個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學別人，只願別人來像我，即使勉強去學，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了一點，更上下古今扯作一團，來作他的傳奇主義的《聊齋》，自然主義的《子不語》，這是不肯模仿不會模仿的必然的結果了。」

　　我說這番話，完全是針對那時上海的小說界而說的，當時除風行一時的「鴛鴦蝴蝶派」而外，就是劉半農所說的下等小說和「黑幕」派，所指的翻譯界現象則是林琴南派的說法了。這裡反面的發牢騷，就是對於當時小說界的批評，至今覺得很對，但是正面說日本的話，卻似乎現在要加以修正了。日本文化的特色固然是在於「創造的模仿」，但是近來卻有點過分的模仿西洋，尤其是美國，連言語也生了變化，混雜了許多不必要的「英文」，仿佛成功了一種新的混血日本語，而且聽說書法家也傳染了美國什麼叫做抽象派畫家的習氣，大幅的塗抹，這不但浪費紙墨，也簡直可以說是風雅掃地了。這個緣因大抵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報館和文人一同起哄，造成這種混亂情形，或者這是在西方式的所謂自由社會裡應有的現象吧。

　　北京大學經過改革，兩年來逐漸就緒，馬神廟的校舍改造成功，稱為第二院。在漢花園建築也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落成，上下共有五層，本來原擬作為宿舍用的，現在卻改為文科，稱為第一院，譯學館則稱第三院，專辦法科，第二院因為房屋較好，作為理科之用，校長辦公室也就留在那裡，但是以後文化活動的中心卻也同文科一起搬到第一院來了。舊日記在民國七年九月項下云：

　　「廿七日，晴。下午同半農秣陵往看新築文科。」據褚保衡編的《北大生活》裡大事記說，五年六月借比國儀品公司款二十萬元，建造預科宿舍，至七年十月落成，改為文科，就是後來的所謂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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