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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 卯字號的名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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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記錄林蔡二人的筆墨官司,把兩方面的文件抄寫了一通,不意有六七千字之多,做了一回十足的「文抄公」,給《談往》增加了不少的材料,但是這實在乃是為欲瞭解「五四」以前的北大情形的資料,不過現在已經很是難得,我恰有一冊《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下,裡邊收有此文,所以拿來利用了。我本來還有《公言報》上的原本,卻已經散失,這回轉錄難免有些錯字,只是隨了文氣加以訂正,恐怕是不很靠得住的。現在這重公案既然交代清楚,我們還是回過頭去,再講北京大學的事情。 那時是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的秋天,距我初到北京才只有五六個月,所以北大的情形還是像當初一個樣子,所謂北大就是在馬神廟的這一處,第一院的紅樓正在建築中,第三院的譯學館則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完全在景山東街,即是馬神廟的「四公主府」,而且其時那正門也還未落成,平常進出總是走西頭的便門,即後來叫做西齋的寄宿舍的門的。 進門以後,往北一帶靠西邊的圍牆有若干間獨立的房子,當時便是講堂,進去往東是教員的休息室,也是一帶平房,靠近南牆,外邊便是馬路,不知什麼緣故,普通叫作「卯字號」,隨後改做校醫室,一時又當作女生寄宿舍。但在最初卻是文科教員的預備室,一個人一間,許多名人每日都在這裡聚集,如錢玄同,朱希祖,劉文典,以及胡適博士,還有談紅樓故事的人所常談起的三沈二馬諸公——但其時實在還只有沈尹默與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養病,沈士遠與馬衡都還未進北大,劉半農雖然與胡適之是同在這一年裡進北大來,但是他擔任的是預科功課,所以住在譯學館裡。 卯字號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這裡所謂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的事。這件事說明了極是平常,卻很有考據的價值,因為文科有陳獨秀與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則是辛卯年生,那是胡適之劉半農和劉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歲,過了四十多年之後再提起來說,陳朱二劉已早歸了道山,就是當時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十足古希的老博士了。 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資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還是民國初年進校的吧,別人都在蔡孑民長校之後,陳獨秀還在民五冬天,其他則在第二年裡了。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講中國文學史,但是他的海鹽話很不好懂,在江蘇浙江的學生還不妨事,有些北方人聽到畢業還是不明白。有一個同學說,他聽講文學史到了周朝,教師反復的說孔子是「厭世思想」的,心裡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寫引用孔子的話,都是積極的,一點看不出厭世的痕跡,尤其覺得納悶,如是過了好久,後來不知因了什麼機會,忽然省悟教師所說的「厭世」思想,實在乃是說「現世」思想,因為朱先生讀「現」字不照國語發音如「線」,仍用方音讀若「豔」,與厭字音便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學生很是老實,雖然聽不懂他的說話,卻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對,那些出來和他為難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學生,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在同班的學生中有一位姓範的,他搗亂得頂利害,可是外面一點都看不出來,大家還覺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學生。在他畢業了過了幾時,才自己告訴我們說,凡遇見講義上有什麼漏洞可指的時候,他自己並不出頭開口,只寫一小紙條搓團,丟給別的學生,讓他起來說話,於是每星期幾乎總有人對先生質問指摘。這已經鬧得教員很窘了,末了不知怎麼又有什麼匿名信出現,作惡毒的人身攻擊,也不清楚這是什麼人的主動。學校方面終於弄得不能付之不問了,於是把一位向來出頭反對他的學生,在將要畢業的直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畢業,成了文學士。這位姓範的是區區的同鄉,而那頂了缸的姓孫的則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鄉,都是浙江人,可以說是頗有意思的一段因緣。 後來還有一回類似的事,在五四的前後,文學革命運動興起,校內外都發生了反應,校外的反對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報》《公言報》上發表文章,肆行攻擊,頂有名的是《新申報》上的《蠡叟叢談》,本是假《聊齋》之流,沒有什麼價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荊生」和「妖夢」的小說,是專門攻擊北大,想假借武力來加以摧毀的。北大法科有一個學生叫張豂子,是徐樹錚所辦的立達中學出身,林琴南在那裡教書時的學生,平常替他做些情報,報告北大的事情,又給林琴南寄稿至《新申報》,這些事上文都曾經說及,當時蔡孑民的回信雖嚴厲而仍溫和的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變下去,似乎也不能那麼默爾而歇,所以隨後北大評議會終於議決開除他的學籍,雖然北大是向來不主張開除學生,特別是在畢業的直前,但這兩件似乎都是例外。 從來學校裡所開除的,都是有本領好鬧事的好學生,北大也是如此。張豂子是個劇評專家,在北大法科的時候便為了辯護京戲,關於臉譜和所謂摔殼子的問題,在《新青年》上發生過好幾次筆戰。範君是歷史大家,又關於《文心雕龍》得到黃季剛的傳授,有特別的造詣。孫世暘是章太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師還是秘書,也是黃季剛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關係而進去的。 這樣看來,事情雖是在林琴南的信發表以前,這正是所謂新舊學派之爭的一種表現,黃季剛與朱希祖雖然同是章門,可是他排除異己,卻是毫不留情的。我與黃季剛同在北大多年,但是不曾見過面,和劉申叔也是這樣,雖然他在辦《天義報》《河南》的時候我都寄過稿,隨後又同在北大,卻只有在教授會議的會場上遠遠的望見過一次顏色,若黃季剛連這也沒有,也不曾見過照相,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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