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一〇北京大學

一一〇北京大學

　　我于丁巳年四月一日晚上到了北京，在紹興縣館找好了食宿的地方，第二天中午到西單牌樓教育部的近旁益錩大菜館同魯迅吃了西餐，又回會館料理私事，三日上午叫了一輛來回的洋車，前往馬神廟北京大學，訪問蔡孑民校長，接洽公事。從南半截胡同坐洋車到馬神廟，路著實不少，大約要走上一個鐘頭，可是走到一問，恰巧蔡校長不在校裡，我便問他家在什麼地方，這其實是問得很傻的，既然不在學校，未必會在家裡的，不過那時候胡塗的問了，答說是在遂安伯胡同多少號。我便告訴車夫轉到那裡去，不過我的藍青官話十分躄腳，說至再三也聽不懂，後來忽然似乎聽懂了，捏起車把來，便往西北方面走去。假如其時我知道一點北京地理，便知道這方向走的不對，因為遂安伯胡同是在東城，那麼應該往東南方面才是，可是當時並不知道，只任憑著他拉著就是了。

　　後來計算所走的路線是，由景山東街往北，出了地安門，再往西順著那時還有的皇城，走過金鼇玉橋——提起這橋來，有一段故事應當說一說，民國成立後這一條走路是總算開放了，但中南海還是禁地，因為這是大總統府所在，照例不准閒人窺探，而金鼇玉橋卻介在北海與中海之間，北海不得已姑且對於人民開放了眼禁，但中南海卻斷乎不可，所以在南邊橋的上面築起一堵高牆來，隔斷了人們的視線，這牆足有一丈來高，與皇城一樣的高，我們並不想偷看禁苑的美，但在這樣高牆裡邊走著，實在覺得不愉快的很。感謝北伐成功，在一九二九年的秋天這牆才算拆除，在金鼇玉橋上的行人於是可以望得見三海了。

　　且說那天車子過了西壓橋，其時北海還沒有開放做公園，向北由龍頭井走過護國寺街，出西口到新街口大街，隨後再往西進小胡同，說是到達地點了。我仔細一看，乃是四根柏胡同，原來是車夫把地名聽錯了，所以拉到這地方來，這倒也罷了，而這四根柏胡同乃是離我現在的住處不遠，只隔著一兩條街，步行不要三五分鐘可到，所以來時的這一條路即是我後來往北大去的道路，實在可以說是奇妙的巧合了。從四根柏回南半截胡同去，只是由新街口一直往南，走過西四牌樓和西單牌樓（那些牌樓現今都已移到別處去，但名稱還是仍舊留下）出宣武門，便是菜市口了。

　　四月三日上午到遂安伯胡同訪蔡校長，又沒有見到，及至回到寓裡，已經有信來，約明天上午十時來訪，遂在寓等候，見到了之後，則學校功課殊無著落，其實這也是當然的道理，因為在學期中間不能添開功課，還是來擔任點什麼預科的國文作文吧。這使我聽了大為喪氣，並不是因為教不到本科的功課，實在覺得國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說的人非常誠懇，也不好一口拒絕，只能含混的回答考慮後再說。

　　這本是用不著什麼考慮，所以回來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幾天，還是回紹興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訪蔡校長，辭教國文的事，順便告知不久南歸，在校看見陳獨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見，竭力留我擔任國文，我卻都辭謝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長的信，叫我暫在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充任編纂之職，月薪一百二十元，那時因為袁世凱籌備帝政，需要用錢，令北京的中國交通兩銀行停止兌現，所以北京的中交票落價，一元只作五六折使用，卻也不好推辭，便即留下，在北京過初次的夏天，而這個夏天卻是極不平常的，因為在這年裡就遇見了復辟。

　　十二日上午又至北京大學，訪問蔡校長，答應國史編纂處的事情，說定從十六日開始，每日工作四小時，午前午後各二小時，在校午餐。這時大約因為省錢，裁撤國史館，改歸北大接辦，除聘請幾位歷史家外，另設置編纂員管理外文，一個是沈兼士，主管日本文，一個是我命收集英文資料，其實圖書館裡沒有什麼東西，這種職務也是因人而設，實在沒有什麼成績可說的。其時北京大學只有景山東街這一處，就是由四公主府所改造的，設有本科，北河沿的譯學館乃是預科，此外是漢花園的一所寄宿合，通稱東齋，後來做文科的「紅樓」尚在修建未成，便是大學（即後來的第一院）的大門也還在改修，進出都是從西邊旁門，其後改作學生宿舍，所謂西齋的便是。

　　但是校中並沒有我們辦事的地方，沈兼士是在西山養病，我只是一個人，結果在圖書館的堆放英文雜誌的小屋裡，收拾出地方來，放上桌椅，暫作辦公之用，一切由館員胡質庵商契衡招呼，午飯也同商君一起在庶務課品吃，所以說也奇怪，我在北大為時甚久，但相識最早的乃是庶務課的各位職員，這可以說是奇緣了。我還記得在那裡等待開飯，翻看《公言報》與《順天時報》，一面與盛伯宣諸君談論時局的情形，如今已事隔四十餘年，盛君也已早歸道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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