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〇四去鄉的途中一

一〇四去鄉的途中一

　　大概是在紹興住得有點煩膩了，想到外邊，其實是北京方面，找點別的事情做做看，也就是什麼科員之類，這不記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總之是袁世凱勢力很旺盛的時候吧，所以這事就一直擱下來了。查魯迅的甲寅日記，在八月項下有記錄道：

　　「十一日下午，得朱逷先信，問啟孟願至太學教英文學不？

　　十二日晚，覆朱逷先信。」

　　這事在我的日記上沒有什麼記載，大概魯迅也不曾寫信告知我，因為他知道我自揣沒有能力到大學去教英文學，也無此興趣的，所以也不用問我的意思怎樣，便逕自回信謝絕了。朱逷先是在東京民報社聽章太炎先生講《說文》的同學八人之一，平常雖然不常往來，卻是很承他的關切，壬子年的在浙江教育司的位置，當初是課長隨後改為視學，也是由他的介紹，這一回的事雖未成，但是其好意總是很可感謝的。其後過了兩年，洪憲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凱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來，於是我轉業的問題乃重新提起來了。

　　這回的事卻不知道是誰的主動，大約不是朱逷先總是許季茀吧，那時是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教育總長是范源廉，請蔡孑民來做北京大學校長，據說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課有希臘文學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擔任。我因為好奇，有一個時候曾經自修學過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魯索遜的文字，這經過司各得的《劫後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們對於這民族有相當的敬意，便就史詩《倍阿烏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這種艱苦的學習沒有給我什麼別的好處，只是在後來涉獵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時候，稍有便利而已。

　　關於此次北行的事前的商談，在我們的日記上都沒有記載，只于魯迅丁巳日記的二月項下，有這兩條：

　　「十五日，寄蔡先生信。」

　　「十八日上午，得蔡先生信。」雖然沒有說明事件，可能是關於這事的。二十日得北京十六日信，隔了三天特別寄一封快信去，此信於廿八日到達北京，即日有一封信寄給我，這北行的事就算決定了。我在日記上記著三月四日接到北京的廿八日信之後，次日寫著：

　　「五日上午，至中校訪徐校長，說北行事。」

　　隔了一個星期，又記道：

　　「十一日，得北京七日信，附興業匯券九十，又掛號信一，內只《群強報》一片，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為也。」

　　這裡我們查對魯迅的日記，在三月七日條下寫道：

　　「寄二弟信，附旅費六十，季茀買書泉卅。」

　　上文匯票九十元的來源是明白了，但是同時寄到那一封掛號的《群強報》呢？當初一看，似乎是大有文章隱藏在後面，值得用顯微鏡看，或是化學藥水去泡，仿佛是什麼秘密文件似的，但是仔細的反復一想，這裡的用意也就清楚的瞭解了。先祖介孚公當了二十多年的「京官」，沒有什麼好處，可是因此懂得北京的「聽差」哲學，有些簡直可以和斯威夫忒的《婢僕須知》媲美，我因為得聞緒論，所以也就能夠瞭解此種疑難問題了。

　　我們首先要知道，這類附寄匯票的信件，照例應當掛號，而這卻沒有掛，這是一個要點。同時寄來的一封卻是掛號信，而信內別無他物，只有《群強報》一片，《群強報》不《群強報》且不去管它，但這總就有了一張掛號回執了，這又是一個要點。兩個要點歸併在一起，這問題便解決了：寄信的聽差忘記了掛號，就將報紙一片裝入信封，追補掛號，拿了回執可以消差，至於收件人得到這樣怪信，將如何驚疑，則他是不管的了。

　　日記裡的話多少還有當時驚異的口氣，但當時得到了解答，也就付之不問了，後來見到魯迅，談到這件事的時候，他也只是微笑，說我的推測是不錯的，這正是「公子」所幹的事。「公子」便是那時所用的聽差的「別號」，因為他有那麼從容不迫的態度，無論什麼困難的事都有應付的辦法，自己可以免于「老爺」的責駡，至於達到這目的的手段如何則在所不問的。這種高明的手法也只是在「輦轂之下」才有，若是紹興小地方，那還似乎沒有，所以在《阿Q正傳》裡邊，也還缺少這種人物，作者不曾借用「公子」，也正是他描寫忠實的地方吧。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