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四八祖父之喪

四八祖父之喪

　　我於壬寅癸卯年間，曾經三次回到家裡，卻沒有遇著祖父大發雷霆罵人的事情，好像是脾氣已經改過了，或者是對於跑出在外的孫子輩表示嚴厲，沒有什麼意思了吧。但是這時候沒有了「挑剔風潮」的人，也是一個大的原因。在壬寅十一月二十七日項下有云：

　　「仲翔叔來信雲，五十（即衍生的小名）已於十八日死矣，聞之雀躍，喜而不寐，從此吾家可望安靜，實周氏之大幸也。」據說在衍生死信傳出的時候，祖母聽了不禁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她是篤信神佛，決不是幸災樂禍的人，但這時也就忍不住表出她的感情來了。話雖如此，祖父就只不再怒駡而已，平常怪話還是時常有的，譬如伯升在學堂考試得了個倒數第二，我則在本班第二名，他便批評說：

　　「阿升這回沒有考背榜，倒也虧他的。阿魁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點本來可以考第一的，卻是自己不要好。」這樣的話，聽慣了也就不算什麼了。這裡只須說明一句，學堂榜上的末名稱為「背榜」，或稱「坐紅椅子」，因為照例於末了的這一名加上朱筆的一鉤。阿魁則是我的小名，因為當日接到家信的時候，有一個姓魁的京官去訪他，所以就拿來做了小名，這是他給孫子們起名字的一個定例。

　　我於癸卯年在家裡養病過了年，至第二年二月始回到南京，但是過了四個月又是暑假，我便又到家裡來了。不過這一回不湊巧，正趕上祖父的喪事，差不多整個假期就為此斷送了。祖父當時六十八歲，個子很是魁梧，身體向來似乎頗好的，卻不知道生的是什麼病，總之是發高燒，沒有幾天便不行了。他輩分高，年紀老，在本台門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裡要算是最長輩了，親丁也不少，但是因為脾氣乖張的關係，弄得很是尷尬，所以他的死是相當的寂寞的。

　　講到排場，當然有那一大套，甚至還弄什麼「門訃」，以及大門口釘上麻布等，和尚道士的「七七做，八八敲」自然是不用說了。他的長子早死了，照例要長孫「承重」，但是魯迅也在日本，於是叫我頂替，我迫于大義，自不得不勉為其難。但是不久在學堂裡的伯升奔喪回來了，我以為可以卸責了吧，可是不行，一定要我頂替下去，我不知道這是禮教所規定的呢，還是只因為他是庶出的緣故，所以對他特別歧視的。倘若是後面的原因，那麼我倒替伯升說一句話，這實在是極不公平的。

　　平心的說，伯升的立場倒無寧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我們那時雖是多數，但是被損害與被侮辱者，他不去附和那強者的那邊，這或者是他的聰明處，但是也很可佩服。他對蔣老太太恭而有禮，過於看領他大的潘姨太太，有一回彼此鬧彆扭，他不肯叫一聲「媽」，便不給他綿袴穿，害得他終於「拉稀」——這就是患肚瀉，後來經蔣老太太的干涉，這才穿上了綿袴。伯升是十二歲的時候從北京回去的，隨後學得了一口紹興話，常有一句口頭禪，是「伊拉話啦」，普通話就是說「他們說的」，在講了一通海闊天空，難以置信的話以後，必定添一句「伊拉話啦」，極有天真爛漫之趣。他因為生長在北京，故極愛京戲，在南京時極醉心於當時的旦角粉菊花，幾乎每星期日必跑往城南去聽戲。監督公想法羈縻他，特於前晚對他說道：

　　「你明天早上來我這裡吃稀飯，有很可口的揚州小菜。」伯升唯唯，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就溜了出去，床上只留帳子低垂著，床前擺著一雙馬靴，像是還高臥著的樣子，及至監督覺察，這時人已走遠，差不多已經過了鼓樓了。又有一回遇見非常的窮困，禮拜日無聊心想出去，問我借錢，適值我也沒有，只剩了三角小洋，他乃自告奮勇，說到城南買點心去，果然徒步來回走了三四十裡路，從夫子廟近旁的稻香村買了好些很好吃的點心來，在宿舍裡飽吃一頓，現在說了也覺難信，那時候的點心的確這樣的價廉而物美。他似乎平時很是樂天，所以總是那麼吊兒郎當的，有時又似乎世故很深，萬事都不大計較的樣子，所以他對於我的充當承重孫也別無什麼不滿意。

　　其後祖母去世，家裡沒有他的長輩了，但他仍舊守著「長嫂如母」的古訓，著實不敢放肆，就是母親給他包辦的婚姻，他也表示接受，雖然這事結果弄得很是不幸，卻終不明白反抗。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三月我從紹興往北京，知道他的兵船在寧波停駐，就特地繞道前去相會，在率春樓吃了晚飯，是為最後的一次會見，至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得到二十三日家信，得知他已經在南京病故了，享年三十七，剛過了「本壽」，與伯宜公是一樣的。身後遺留下來，一位傅氏太太，沒有子女，要母親留養她到百草園故家賣去，隨後分了錢走散，一位在外的徐氏太太帶著一個小孩，並且還有遺腹兒未生，則不知行蹤若何，這也是十分遺憾的事。他的正式官名是「聯鯨兵輪輪機正海軍上尉周文治」，在公文書上是這樣稱呼的。我在記祖父的喪事這一節裡，趁這機會講他一番，聊作紀念。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