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四五考先生

四五考先生

　　上邊所說差不多全是客觀的，集體的事情，沒有多少是我個人的事，但是我原是在這個集體之中，那麼這裡也可以有我的一份行動在內。現在卻要來說我個人的事情了。我在學校裡前後六個年頭，自光緒辛醜（一九〇一）九月至丙午（一九〇六）七月，十足也只是五年罷了，告假在家的時候要占了一年有餘，有好幾次幾乎離脫學堂了，卻不知以何種關係，終於得以維繫住，想起來是極有意思的。現今就把這個來敘述它一下。

　　我到南京以後，第一次回家去，是在壬寅年的四月裡，初一日接家信，知母親患病，祖父諭令歸視，遂于初三日同了頭班的胡恩誥君離寧到滬，胡君原籍安徽，說到杭州分路，其實卻是家住上海，所以到了上海就不動了。我乃獨自旅行，於初七日到家，則母親病已快好了，遂於十四日離家，十九日重返學堂了。是年六月二十四日記項下有云：

　　「二十四日，禮拜，晴。下午接家信，促歸考，即作答曆陳利害，堅卻不赴。」這是很嚴重的一個誘惑，可是勝利的拒絕了。為什麼說是嚴重的呢？緣因是由於混過幾回的考場，對八股的應付辦法也相當的得到訓練，所以在庚子年的縣府考時，以「周珠」的名義應試，雖是在二三圖裡滾上滾下，最高也到過第二圖的第五名，即是總數第五十五名，縱使距及格的四十名還差得遠，但是比戊戌年的第十圖三十四即四百八十四名看起來，實在已經進步不少了。

　　當時家裡的人大概還覺得當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於本家文童的力勸，也未可知，而同時在學堂本身也存在著這樣的空氣，這是很奇妙的，雖然是辦著學堂，實際卻還是提倡科舉，即如我們同班丁東生告假去應院試，進了秀才，總辦還特別掛虎頭牌，褒獎他一番呢。這事不記得這一年了，但總之這乃是方碩輔當總辦的時候的事，那是無可疑的，那麼這總當在癸卯以前吧。這樣裡外夾攻的誘惑可以說是很厲害了吧，但是它也乾脆的被擊退，因為這時我的反漢文的空氣也很嚴重。如十月二十四日項下云：

　　「今日漢文堂已收拾，即要進館，予甚不樂。人若有以讀書見詢者，予必曰否否，寧使人目予為武夫，勿使人謂作得好文章也。」又十一月十六日項下云：

　　「上午作論，文機鈍塞，半日不成一字，飯後始亂寫得百餘字，草率了事。顧予甚喜，此予改良之發端，亦進步之實證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懺悔，然欲心有所得，必當盡棄昔日章句之學方可，予之拼與八股尊神絕交者，其義蓋如此。」

　　癸卯年兩江師範學堂成立，秋天仍舉行鄉試，夫子廟前人山人海的，算是絕後的熱鬧，因為甲辰年以後科舉遂永遠停止了。那年暑假適值魯迅回來，我也回到家裡，於七月十六日偕至上海，魯迅往日本去，我則同了伍仲學坐長江輪船，一路與「考先生」為伍，直至南京。今抄錄當時的日記兩節於後：

　　「晚九下鐘始至招商輪船碼頭，人已滿無地可措足，尋找再三，始得一地才三四尺，不得已暫止其處。天熱甚，如處甑中，二人交代看守行李，而以一人至艙面少息。途中倦甚，蜷屈倚壁而睡，而間壁又適為機器房，壁熱如炙，煩燥欲死，至夜半尚無涼氣。四周皆江南之考先生，饒有酸氣，如入火炎地獄，見牛首阿旁，至南京埠，始少涼爽。」

　　「江南考先生之情狀，既于《金陵賣書記》中見之，及親歷其境，更信不謬。考先生在船上者，皆行李累累，遍貼鄉試字樣，大約一人總要帶書百許斤，其餘家居用具靡不俱備，堆積如山，飯時則盤辮捋袖，疾走搶飯，不顧性命。及船至埠，則另有一副面目，至入場時，又寬袍大袖，項掛卷袋，手提洋鐵罐，而闊步夫子廟前矣。」其時對於「考先生」的印象既然十分惡劣，那麼自己之得以倖免，當然很是可以喜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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