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四三風潮一

四三風潮一

　　學堂裡的生活照上邊所說的看來，倒是相當的寫意的，但是那裡的毛病也漸漸的顯現出來，在我們做了二班學生的時候，有好些同學不約而同的表出不滿意來了。其一是覺得功課麻胡，進步遲緩，往往過了一年半載，不曾學得什麼東西。因此大家都想改良環境，來做這個運動。壬寅冬天總辦換黎錦彝，也是候補道，卻比較年輕，兩江總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個月，校務令格致書院的吳可園兼代。聽說他要帶四名學生同去，覺得這是一條出路，我便同了胡鼎，張鵬，李昭文四人，往找新舊總辦，上書請求，結果說是帶了畢業生去，這計畫也完全失敗了。胡鼎又對江督及黎氏上條陳，要怎樣改革學堂，才能面目一新，大概因為理想太高，官僚也于改革缺少興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一點影響。

　　其二是烏煙瘴氣的官僚作風，好幾年都是如此，以我進去的頭兩年為最甚。魯迅在《朝花夕拾》裡，說他在水師學堂過了幾個月，覺得住不下去，說明理由道：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這烏煙瘴氣的具體的例，可以我的壬寅（一九〇二）年中所記的兩件事作為說明，都是在方碩輔做總辦時代的事情。正月廿八日，下午掛牌革除駕駛堂學生陳保康一名，因為文中有「老師」二字，意存譏刺雲。又七月廿八日，下午發贍銀，聞駕駛堂吳生扣發，並停止其春間所加給的銀一兩，以穿響鞋故，響鞋者上海新出紅皮底圓頭鞋，行走時吱吱有聲，故名。

　　在這種空氣之中，有些人便覺得不能安居，如趙伯先，楊曾誥，秦毓鎏等人，均自行退學，轉到陸師或日本去了。可是這不但總辦有這樣威勢，就是監督也是著實厲害，或者因為是本家的緣故，所以更加關心也說不定。《朝花夕拾》裡記有一段說：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騤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這位本家的老輩便是管輪堂的監督椒生公，他是道學家兼是道教的信徒，每天早上在吃過稀飯之後要去淨室裡朗誦幾遍《太上感應篇》的。他有一回看見我寄給魯迅的信，外面只寫著公元的年月，便大加申斥，說是「無君無父」，這就可以見一斑了。

　　但是不平和風潮的發現，並不是在方碩輔時代，而是在黎錦彝新接任的這一個月裡，這雖似乎是偶然的矛盾，卻是有時勢的因緣在裡面的。當時講維新，還只有看報，而那時最為流行的是《蘇報》，《蘇報》上最熱鬧的是學堂裡的風潮，幾乎是天天都有的。風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學」的學生退學，以後接續的各地都發生了，仿佛是不鬧風潮，不鬧到退學便不成其為學堂的樣子，這是很有點可笑的，卻也是實在的事情。

　　這時候新總辦到來，兩堂的監督都已換了人，駕駛堂的姓詹，管輪堂的姓唐，椒生公則退回去單做國文教習，雖然沒有新氣象，卻也並不怎麼樣壞。我們四個人——即我和胡鼎，江際澄，李昭文的小組，可是覺得水師學堂是太寂寞了，想響應《蘇報》，辦法是報告內情，寫信給報館去。內容無非說學生的不滿意，也順便報告些學堂的情形，卻是很幼稚的說法，如說管輪堂監督姓唐的綽號「糖菩薩」，駕駛堂的姓詹，綽號就叫「沾不得」，這些都沒有什麼惡意，其重要的大約還是說班級間的不平，這事深為老班學生所痛恨。這是四月中間的事，到了四月廿八日學堂遂迫令胡鼎退學，表面理由是因為他做「穎考叔茅焦論」，痛駡西太后，為大不敬，以稟制台相恫嚇，未幾胡君遂去水師，轉到陸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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