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燭談·人境廬詩草(3)_周作人

人境廬詩草(3)

　　錢塘梁應來孝廉作《秋雨庵隨筆》，錄粵歌十數篇，如月子彎彎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頑豔，絕妙好詞，中有四更雞啼郎過廣一語，可知即為吾鄉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設喻，或以作韻，苟不諳土俗，即不知其妙，筆之於書殊不易耳。

　　往在京師，鐘遇賓師見語，有土娼名滿絨遮，與千總謝某昵好，中秋節至其家，則既有密約，意不在客，因戲謂汝能為歌，吾輩即去不復嬲。遂應聲曰：八月十五看月華，月華照見儂兩家，（原注，以土音讀作紗字第二音，）滿絨遮，謝副爺。乃大笑而去。此歌雖陽春二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兒歌，沿門拍板，為興寧人所獨擅場。僕記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時，一時只走兩三間，一間只討一文錢，蒼天蒼天真可憐。悲壯蒼涼，僕破費青蚨百文，並軟慰之，故能記也。

　　僕今創為此體，他日當約陳雁皋鐘子華陳再薌溫慕柳梁詩五分司輯錄，我曉岑最工此體，當奉為總裁，匯錄成編，當遠在《粵謳》上也。」

　　黃君與曉岑書中有云：

　　「惟出門愈遠，離家愈久，而惓戀故土之意乃愈深。記閣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雲，吾粵人也，搜輯文獻，敘述風土，不敢以讓人。弟年來亦懷此志。」

　　其欲作《客話獻征錄》，有記錄方言之意，寫《山歌》則即搜集歌謠也。此是詩人外的別一面目，不佞對之乃頗感到親切，蓋出於個人的興趣與傾向，在大眾看來或未必以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黃公度其人，並不限於詩，因此覺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應當表章，集外詩該收集，文集該刻布，即《日本雜事詩》亦可依據其定本重印，國內不乏文化研究的機關與學者，責任自有所在，我們外行只能貢獻意見，希望一千條中或有一個得中而已。

　　順便說到《日本雜事詩》的板本，根據黃君所說，計有下列這幾種：

　　一，同文館集珍本，光緒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環報館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鳳文書局巾箱本，未詳。
　　四，中華印務局本。
　　五，六，日本東西京書肆本，均未詳。
　　七，梧州自刊本，光緒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長沙翻本，未詳。
　　九，長沙自刊定本，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種寒齋均有，又有一種系翻印同文館本，題字及鉛字全是一樣，唯每半葉較少一行，又夾行小注排列小異，疑即是中華印務局本。尤年譜稱「後上海遊藝圖書館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詳，黃君似亦不曾見刻，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後的事乎。香港巾箱本當即是天南遁窟印本。錢年譜在光緒五年項下云：

　　「夏，先生《日本雜事詩》出版。」

　　小注雲，「為京師譯署官板，明年王韜以活字板排印於上海，為作序。」

　　據王韜在光緒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請於公度，即以餘處活字板排印。」

　　又《弢園尺牘續編》卷一與黃公度參贊書中云：

　　「自念遁跡天南，倏逾二十載，首丘之思，靡日或忘。」

　　時為辛巳，即光緒七年。可知所謂「餘處」

　　當在香港，而活字板與集珍亦本是一物，不過譯署官板用二號鉛字，遁窟本用四號耳。以言本文，則遁窟本似較差，注文多刪改處，未免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價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獻。《雜事詩》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刪二增八，下卷刪七增四十七，計共有詩二百首。跋中自己聲明道：

　　「此乃定稿，有續刻者當依此為據，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

　　至其改訂的意思則自序中說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寫一篇小文介紹，登在《逸經》上，現在收入文集《風雨談》中，不復贅。這裡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這定本《雜事詩》雖然是「光緒二十四年長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書面皆是徐仁鑄所寫，）其改訂的時候卻還在八年前，說明這經過的自序系作於「光緒十六年七月」，——與他作《人境廬詩草》自序在一個年頭裡，這是多麼有意義的偶然的事。我們雖然不必像吳雨僧君對於《詩草》自序的那麼讚歎，但也覺得這三篇序跋在要給黃君做年譜的人是有益的參考資料。話又說了回來，中國應做的文化研究事業實在太多，都需要切實的資本與才力，關於黃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為假如這些事情略為弄得有點頭緒，我們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費氣力來說這些閒話了。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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