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燭談·人境廬詩草(4)_周作人

人境廬詩草(4)

　　附記

　　去年秋天聽說有我國駐日本大使館的職員在席上大言《日本國志》非黃公度所作，乃是姚棟的原著雲。日本友人聞之駭怪，來問姚棟其人的事蹟，不佞愧無以對。假如所說是姚文棟，那麼我略為知道一點，因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斷定他是寫不出《日本國志》那樣書的。姚書共十卷，題「出使日本隨員直隸試用通判姚文棟謹呈」，其內容則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譯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節卻都注明，這倒還誠實可取。黃書卷首有兩廣總督張之洞諮總理衙門文，中有云：

　　「查光緒甲申年貴衙門所刊姚文棟《日本地理兵要》所載兵籍，于陸軍但存兵數，海軍存艦名而已，視黃志通敘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

　　末又云：「二書皆有用之作，惟詳備精核，則姚不如黃。」

　　此雖是公文，對於二書卻實地比較過，所評亦頗有理，可見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絕異也。絕異之點還有一處，是極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態度。姚君在例言中暢論攻取日本的路道，其書作於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於言用兵，雖然單靠日本的一冊《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夠用。黃書的意義卻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會從這裡發生出來。原板《日本國志》後有光緒二十二年（甲午後二年）的梁任公後序云：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啟超讀之欣懌詠歎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乃今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人境廬詩草》卷十三哀詩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馬關定約後，公來謁大吏，青梅雨翛翛，煮酒論時事。公言行篋中，攜有日本志，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幣。我已外史達，人實高閣置，我笑不任咎，公更發深喟。」

　　錢年譜列其事於光緒二十一年，且引黃君從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謂先生《日本國志》一書可抵銀二萬萬。先生怪問其故，爽秋雲，此書稿本送在總署，久束高閣，除余外無人翻閱，甲午之役力勸翁常熟主戰者為文廷式張謇二人，此書若早刊佈，令二人見之，必不敢輕于言戰，二人不言戰則戰機可免，而償銀二萬萬可省矣。」

　　梁任公作黃君墓誌中云：

　　「當吾國二十年以前（案墓誌作于宣統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案指《日本國志》）則已言日本維新之功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沖者為吾中國，及後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

　　由是觀之，黃姚二書薰蕕之別顯然，不待繁言。還有一層，《日本國志》實與《日本雜事詩》相為表裡，其中意見本是一致。《雜事詩》定本序云：

　　「餘所交多舊學家，微言諷刺，諮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歷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日本國志》序論往往與詩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見歐人，其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大異，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時與彼國穹官碩學言及東事，輒斂手推服無異辭。使事多暇，偶翻舊編，頗悔少作，點竄增損，時有改正，共得詩數十首。」

　　他自己說得很明白，就是我們平凡的讀者也能感到，若說《日本國志》非黃公度之作，那麼《雜事詩》當然也不是，這恐怕沒有人能夠來證明吧。本來關於《日本國志》應該專寫一篇文章，因為其中學術志二卷禮俗志四卷都是前無古人的著述，至今也還是後無來者，有許多極好意思極大見識，大可供我抄錄讚歎，但是目下沒有這工夫，所以就在這裡附說幾句。

　　二月八日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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