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燭後談·東萊左氏博議_周作人

東萊左氏博議

　　近來買到一部書，並不是什麼珍本，也不是小品文集，乃是很普通很正經，在我看來是極有意義的書。這只是四冊《東萊左氏博議》，卻是道光己亥春錢唐瞿氏清吟閣重雕足本，向來坊刻只十二卷八十六篇，這裡有百六十篇，凡二十五卷。《東萊博議》在宋時為經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廣，我們小時候也還讀過，作為做論的課本，今日重見如與舊友相晤，亦是一種喜悅，何況足本更覺得有意思，但是所謂有意義則別有在也。

　　《東萊左氏博議》雖然《四庫書目》列在經部春秋類二，其實與經學不相干，正如東萊自序所說，乃是諸生課試之作也。瞿世瑛道光戊戌年跋文云：

　　「古之世無所謂時文者。自隋始以文辭試士，唐以詩賦，宋以論策，時文之號於是起，而古者立言必務道其所心得，即言有醇有駁，無不本於其中心之誠然，而不肯苟以炫世誇之意，亦於是盡亡矣。蓋所謂時文者，至宋南渡後創制之經義，其法視詩賦論策為勝，故承用最久，而要其所以名經義者，非誠欲說經，亦姑妄為說焉以取所求耳。故其為文不必果得於經所以雲之意，而又不肯自認以為不知，必率其私臆，鑿空附會，粉飾非者以為是，周內是者以為非，有司者亦不諗其所知之在於此，而始命以在彼之所不知，於是微言奧旨不能宿通素悉於經之內，而枝辭贅喻則可暫假猝辨於經之外，徒恃所操之機熟，所積之理多，隨所命而強赴之，亦莫不斐然可觀，以取盈篇幅，以僥倖得當於有司之目。噫，不求得于心則立言之意亡，不求通於經則說經之名戾，時文之蔽類然已。

　　《東萊左氏博議》雖作于其平居暇日，苟以徇諸生之請，然既以資課試為心，故亦不免乎此蔽，其所是非大抵出於方執筆時偶然之見，非必確有所低昂軒輊於其間，及其含意聯詞，不得不比合義類，引眾理以壯其文，而學者遂見以謂定論而不可奪，不知苟欲反其所非以為是，易其所是以為非，亦必有眾理從而附會之，而淺見者亦將駭詫之以為定論矣。」

　　關於經義的變遷，吾鄉茹敦和著《周易小義》序中說的很簡明，今抄引於下：

　　「經義者本古科舉之文，其來舊矣。至宋王安石作《三經新義》，用以取士，命其子雩及呂惠卿等著為式頒之，此一變也。元延祐中定科舉式，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四書，以《易》《詩》《書》《禮記》《春秋》經文為五經，別之為書義經義，又於破題承題之外增官題原題大講大結等名，此再變也。明成化中又盡易散體為俳偶，束之為八比，此三變也。至嘉隆以後於所謂八比之中稍恢大焉，漸至俳中有俳，偶中有偶，乃於古今文體中自成一體，然義之名卒不改。」

　　我們從這裡可以知道兩件事實。其一是八股文原是說經的經義，只是形式上化散為排，配作四對而已。其二是《東萊博議》原是《春秋》類的經義，不過因為《春秋》是記載史事的書，所以《博議》成為一種應試體的史論。這兩件事看似平常，其實卻很重大，即是上邊所說的有意義。

　　我們平常罵八股文，大有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概，實在這是有點兒冤枉的，至少也總是稍欠公平吧。八股文誠然是不行，如徐大椿的《時文歎》所說：

　　「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

　　又如我的《論八股文》中講到中國的奴隸性的地方有云：

　　「幾千年來的專制養成很頑鈍的服從與模仿根性，結果是弄得自己沒有思想，沒有話說，非等候上頭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動，這是一般的現象，而八股文就是這個現象的代表。」

　　不過我們要知道八股乃是應試的經義而用排偶的，因為應試所以遵守功令說應有盡有的話，是經義所以優孟衣冠似的代聖人立言，又因為用排偶所以填譜按拍那樣的做，卻也正以此不大容易做得好，至今體魄一死，唯餘精魂，雖然還在出現作祟，而軀殼敗壞之後已返生無術矣。《博議》一類論事的文章在經義漸漸排偶化的時候分了出來，自成一種東西，與經義以外的史論相混，他的壽命比八股更長，其毒害亦更甚，有許多我們罵八股文的話實在都應該算在他的賬上才對。平常考試總是重在所謂書義，狹義的經義既比較不重要，而且試文排偶化了，規矩益加繁瑣，就是做《春秋》題也只有一定的說法，不能隨意議論，便索性在這邊停止活動，再向別方向去發展，於是歸入史論一路去，因為不負責任的發議論是文人所喜歡的事，而宋人似乎也特別有這嗜好。馮班《鈍吟雜錄》卷一家戒上云：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闕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況在百世之下而欲懸言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審細止，如蘇子由論蜀先主雲，據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將也。考昭烈生平未嘗用孔明為將，不據蜀便無地可措足，此論直是不讀《三國志》。宋人議論多如此，不可學他。」

　　又卷八遺言有云：

　　「宋人說話只要說得爽快，都不料前後。」

　　徐時棟《煙嶼樓讀書志》卷十六宋文鑒之十云：

　　「宋儒論古人多好為迂刻之言，如蘇轍之論光武昭烈，曾鞏之論漢文，秦觀之論石慶，張耒之論邴吉，多非平情。孔子曰，爾責於人終無已時。大抵皆坐此病。」

　　又蔣超伯《南漘楛語》卷四云：

　　「痰字從無入詩文者，朱直《史論初集》詆胡致堂云：雙目如瞽，滿腹皆痰。鄙俚極矣，不可為訓。」

　　蔣氏原意在於論痰字，又朱直的議論或者也未必高明，反正這種東西是沒法作得好的，但總之批評胡致堂的話是很對，而且也可以移作許多史論的評語。史論本來容易為迂刻之言，再加上應試經義的參和，更弄得要不得了，我說比八股文還有害的就是這個物事。蓋最初不過是雙目如瞽，滿腹皆痰，實為天分所限，隨口亂說，還是情有可原，應試體的史論乃是舞文弄墨，顛倒黑白，毫無誠意，只圖入試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博得名利而已。此種技倆在瞿君的跋文中說得非常透徹，無以復加，我們可以不必再來辭費，現在只想結束一句道：八股文死矣，與八股文同出於經義的史論則尚活著，此即清末的策論，民國以來的各種文字是也。去年我寫過一篇小文，說明洋八股即是策論，曾經有這幾句話：

　　「同是功令文章，但做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論則使人謬妄，其一重在模擬服從，其一則重在胡說亂道也。專做八股文的結果只學會按譜填詞，應拍起舞，裡邊全沒有思想，其做八股文而能胡說亂道者仍靠兼做策論之力也。」

　　這個意思我覺得是對的，關於八股文的話與徐靈胎相合，關於策論則與馮鈍吟等人相合，古人所說正可與我互作注腳也。

　　小時候在家讀坊刻《東萊博議》，忽忽三十餘年，及今重閱已不記那幾篇讀過與否，唯第一篇論鄭莊公共叔段，《左傳》本文原在卷首，又因金聖歎批點過，特別記得清楚，《博議》文亦尚多記得。如起首一節云：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且為鉤鉺以誘魚者釣也，為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寧有是耶。」

　　又結末云：

　　「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鉤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讀下去都很面善，因為這篇差不多是代表作，大家無有不讀的，而且念起來不但聲調頗好，也有氣勢，意思深刻，文字流暢，的確是很漂亮的論，有志寫漢高祖或其他的論文的人那能不奉為圭臬呢。但細看一下，也不必用什麼新的眼光，就覺得這確是小試利器，甜熟，淺薄，伶俐，苛刻，好壞都就在這裡，當作文章看卻是沒有希望的，因為這只是一個秀才胚子，他的本領只有去做頌聖詩文或寫狀子而已。

　　只可惜潛勢力太大，至今還有多數的人逃不出他的支配，不論寫古文白話都是如此，只要稍為留心，便可隨時隨地看出新策論來，在這時候如要參考資料以備印證，《東萊博議》自然是最好的，其次才是《古文觀止》。試帖詩與八股文不會復活的了，這很可以樂觀，策論或史論就實在沒有辦法，土八股之後有洋八股或者還有什麼別的八股出來，我相信一定都是這東西的變種，蓋其本根深矣。我寫這篇小文，並不是想對於世道人心有什麼裨益，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為大，如孟德斯鳩所說，實在我是一點沒有辦法。傅青主《書成弘文後》云：

　　「仔細想來，便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文事武備暗暗底吃了他沒影子虧。要將此事算接孔孟之派，真噁心殺，真噁心殺。」

　　我也只是說噁心而已。

　　廿六年六月七日，于北平苦住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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