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歌謠南北朝樂歌中的歌謠(2)

南北朝樂歌中的歌謠(2)

　　諧聲詞格所用以諧聲之字，大抵眼前事物之名，而物名尤多，因為較具體。諸歌既以戀情為主，又多用女子口吻，其所取材自應以有關女子者為眾。「芙蓉蓮藕」及「蠶絲布匹」兩類所以盛行，便是為此。紡織為女子本業，後者之盛，理固易明。前者卻須稍稍解釋。原來採蓮之俗，自古即有（《漢樂府》江南似即詠此事），南朝為盛。採蓮的是女子，以采得多為好，往往日暮方歸。採蓮的人很多，看熱鬧的男女也很多。採蓮的工夫既長，所以可以在船中飲宴為樂。少年男女借此機會，也可通情款。梁簡文帝《採蓮賦》云：「荷稠刺密，亟牽衣而綰裳；人喧水濺，惜虧朱而壞妝。」梁元帝《採蓮賦》云：「于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回，兼傳羽杯。」梁朱起《採蓮曲》云：「湖裡人無限，何日滿船時（指蓮）？」吳均《採蓮曲》云：「日暮鳧舟滿，歸來渡錦城。」隋殷英童《採蓮曲》云：「蕩舟無數伴、解纜自相催。」這些都是證據。可見採蓮是一個熱鬧的風俗，而不是少數人的偶然高興。這就容易瞭解「芙蓉蓮藕」一類諧聲詞格之所以盛行了。

　　《神弦歌》十一曲，十七首，樂府也列入《吳聲歌》。陸侃如先生說這些是南朝民間的祭歌，與《吳聲歌》及《西曲》不類，他將它們移附在《郊廟歌》之後（《樂府古辭考》二六頁）。這種倫理的多類問題，我們暫可不論；以聲調及內容（不論用處）而論，這些自然以附于《吳聲歌》為宜。這十曲都是描寫神的生活。（以下採錄《中古文學概論》中語）我們從中可以看見吳越人民理想反映，共有兩種：

　　（一）現實的　他們理想中的神，都沒有恐怖和禁欲的色彩。大都是綠鬢紅顏，及時行樂、和人間的男女一樣。如《同生曲》之一云：

　　人生不滿百，常抱千歲憂。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

　　這是將古詩減縮改變而成。

　　（二）女性的　南方人民的神的理想，可分為男女兩性。但是男性的神，多半是「女性化」，也就是人生的「醇美化」。如《白石郎曲》之二云：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

　　（三）中國文學上的神秘思想，多產在南方。中古文學裡又有吳越文學裡的《神弦歌》。可見南方人的神秘思想，較北方人強，而神的理想，比北方人高。（原有四項，第三項從略）

　　二　《西曲歌》　《樂府詩集》四十七云：「《西曲歌》出於荊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造和，與《吳歌》亦異，故其方俗（而）謂之西曲雲。」徐中舒先生說，《西曲歌》中有「問君可憐六萌車，迎取窈窕西娘曲」，與「楊叛西隨曲」的話，可證西曲是方俗名稱。（見《六朝戀歌》）《古今樂錄》云：「《西曲歌》有……三十四曲，《石城樂》（等十六曲）並舞曲。《青陽度》（等十五曲）並倚歌。《孟珠翳樂》（中）亦（有）倚歌。」又云：「凡倚歌，悉用鈴鼓，無弦，有吹。」舞曲、倚歌之外，尚有數曲，不能歸類（如月節折楊柳類）。舞曲應如陸侃如先生之說，移如舞曲中。但為敘述之便利，仍先在此並論。（以下採錄徐中舒先生語）我們曉得方俗文學的產生，必有一種生活安定、物質優裕的社會，為它必要的條件。《西曲》當然也不能在此例外。《舊唐書·樂志》說：「宋梁世荊雍（《通典》曰，『雍州，襄陽也』）為南方重鎮，皆皇子為之牧。江左解詠，莫不稱之，以為樂土。故隋王誕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宜城投（原注音豆）酒今行熟，停鞍系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荊州北。」我們要推求出六朝時荊郢樊鄧所以成為樂土的緣故，我們就可以說明《西曲》的特點。簡單的講，荊郢樊鄧所以成為樂土者，最大的原因，是由於商業繁盛的結果。因為商業繁盛的結果，於是《西曲》差不多就完全成為商業化。我們看《西曲歌》的《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歌》、《那呵灘》、《潯陽樂》，差不多都是描寫商人的戀愛。都是由商人的生活中，寫出他們的戀情。《古今樂錄》記齊武帝創《估客樂》的動機說：「帝布衣時，嘗游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我們從這個簡短的記事中，就可以曉得樊鄧往事，足以使人追憶者，也不過是估客之樂而已。江漢之間，舟行通暢，這些估客，也就隨波逐利，輕易離別。於是所到的地方，揚州、江陵、巴陵、潯陽、襄陽、石城……都成就了他們的歌詠。

　　揚州在唐以前的地位，與現在的上海相等。《唐書·李襲譽傳》說：「揚州江吳大都會，俗喜商賈。」《資治通鑒》唐昭宗景福元年條下說：「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怎麼叫作「揚一益二」？宋洪邁《容齋初筆》解釋說：「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大概揚州的形勢，在唐以前，南臨江而東近海，與現在大有不同。李頎的詩還說：「揚州郭裡見潮生。」又李紳《入揚州郭詩序》說：「潮水舊通揚州郭內，大曆以後，潮信不通。」這可證中唐以後，岸移海遠，為後此揚州衰落原因之一。唐以前的揚州，因為距江岸海岸甚近，海舶出入極便，所以「蕃客麇集，教徒遝來，波斯胡賈往往而有。」（梁任公先生語）那時的對外貿易，除廣州外，揚州要算是最殷盛了。因為對外貿易的殷盛，就引起了對內貿易的激增。於是金陵以西——江陵、巴陵、潯陽、襄陽、石城這些地方——的賈客，都競趨於揚州之下。張籍的詩說：「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我們根據了前面所列的詩，可以證明唐以前商業的情形確是如此。

　　《西曲》雖然經過了商業化，而《西曲》中描寫男女間的戀情，並不因此減色。而且因為兩首歌曲在《西曲》與《吳聲歌曲》裡面都可見到（《吳歌》的《黃鵠曲》即《西曲》的《襄陽樂》；《吳歌》的《懊儂歌》即《西曲》的《烏夜啼》）。又《吳歌》裡有一首《江陵女歌》，唐李康成說，「《黃竹子歌》、《江陵女歌》，皆今時吳歌也。」也足以看出《西曲》與《吳歌》的關係。

　　《西曲》中很好的戀歌，可以說大部分是受了《吳歌》的影響。《西曲》與《吳歌》本來都同屬華音。施肩吾的《古曲》說：「可憐江北女，慣歌江南曲；搖落木蘭舟，雙鳧不成浴。」雙鳧是引用《吳聲歌曲·阿子歌》，所以我們曉得施肩吾詩中江南曲，是指《吳聲歌曲》的。又梁武帝《江南弄》和辭說：「江南音，一唱值千金。」《楊叛兒曲》說：「南音多有會，偏重叛兒曲。」據《古今樂錄》說：「梁武改《西曲》，制《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楊叛兒》也是《西曲》之一，所以我們又曉得梁武帝詩中的「江南音」、「南音」，是指《西曲》的。江南曲、江南音、南音，這三個名字，雖然不同，而都是與《北歌》對立的名稱，也可以當作《西曲》與《吳歌》的通稱。所以有時可以指《吳歌》，有時也可以指《西曲》。我們若從民族、地理、交通，以及歌曲的內容等等方面來觀察，也覺得《西曲》《吳歌》沒有什麼分別。但兩者究非全然相同。《西曲》完全帶了濃厚的商業化的色彩。縱有一部分歌曲，受了《吳歌》的影響，寫來也很纏綿悱惻；但是他們描寫的戀情，總難脫去商人的心理。《西曲》歌中常存娼女的歌詞，便是這個關係了。《吳歌》中絕對的沒有這種心理。

　　《西曲》中以宋齊之作為多，梁作較少。其中月節折楊柳歌，分十二月述情，並加一閏月，疑為近世十二月《唱春》一類小調所從出。《西曲》中的舞曲有和聲或曰「歌和」。如「《石城樂和》中（複）有『忘愁』聲」，「《襄陽樂歌》和中有『襄陽夜來樂』之語」；《三洲歌》歌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襄陽蹋銅蹄》和云：「襄陽白銅蹄」，都是。倚歌無明文。其他為《楊叛兒》送聲云：「叛兒，教儂不復相思！」《西烏夜飛歌》和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還聲云：「折翹鳥，飛何處，被彈歸？」（均見《樂府》四十八，四十九）後來梁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雲樂》十四曲，除二曲外皆有和聲，大概是依仿舞曲的。（《樂府五十》）

　　《西曲》中獨有的諧音詞格是以風流波水為風流的諧音。這正是商人生活的本地風光，如：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三洲歌》）

　　送郎乘艇子，不作遭風慮；橫篙擲去槳，願倒逐流去。（《楊叛兒》）

　　適聞梅作花，花落已成子。杜鵑繞林啼，思從心下起。（《孟珠》之一）

　　徐嘉瑞先生說梅是媒字的諧音，若是的，這也是《西曲》所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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