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歌謠樂府中的歌謠

樂府中的歌謠(1)

　　陸侃如先生《樂府古辭考》引《漢書·禮樂志》云：「（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範文瀾謂《說文·夕部》『夜從夕，夕者，相繹也』，夜繹音同義通。）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可見「樂府」本是一種官署名，所謂「俗樂的機關，民歌的保存所」（參看上章）；後人即以他們所搜集的詩歌為樂府，卻是引申義了。我們從班固的記載，知道當時所搜集的《樂府》，可分兩種：一種是民間的歌謠，一種是文人的作品。但這兩種都未必能協樂器之律，故使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把它們增刪一下，或修改一下，使他們都能入樂。《文心雕龍·樂府》篇云：「陳思稱李延年閑于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意卻重在減損一面。曹植是懂得樂府音節的人，他的話應該可信。現在所存的樂府——尤其是《相和歌》中的《大麯》——除魏晉樂所奏外，尚有「本辭」存在。我們若把「本辭」同魏晉樂所奏的本子校對一下，便可發現許多修改或增刪之處，——大體說，增加處多——便是為此。

　　但「樂府」之名並不限於這種刪改過的歌辭。亦有通曉音律的人，能夠自鑄樂辭。李延年自己也曾造過二十八解新聲《橫吹》。總之，凡可被之筦弦者，均可名樂府，故宋元人的詞曲集亦有備用「樂府」之名的（以上參用陸書原文）。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卒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

　　《詩賦略》中所著錄的有以下諸書：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阪歌詩》一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

　　這些是各地方的歌詩，即是直接《詩經》中《國風》一部分的。這些歌詩決不是徒歌，一因其中有「曲折」（即樂譜），二因它們都在樂府。《禮樂志》又有主各種音樂的樂員，其關於各地音樂者如下：

　　邯鄲鼓員二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王先謙謂即什邡）鼓員三人。鄭四會員六十二人。沛吹鼓員十二人。陳吹鼓員十三人。東海鼓員十六人。楚鼓員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沈欽韓疑與趙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

　　那時奏樂的樣子，從《楚辭》中可以看得更明白。《招魂》說：「肴羞未通，女樂曰淮些。陳鐘按鼓，進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阿》些。……二八齊容，趙鄭舞些。……竽瑟狂會，慎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又《大昭》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陽阿》，趙簫昌只。」在這些材料中，可見當時樂調最盛的地方，在北是代秦、趙齊，在南是鄭蔡吳楚（《藝文志》中所載詩邯鄲是趙，淮南是吳）；因為那些地方的樂調最盛，所以著錄的歌詩也最多。（以上參用顧頡剛先生《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一文中語）

　　漢代雅樂衰微。朱希祖先生研究「漢三大樂歌」（《安世房中歌》十六章，《郊祀歌》十九章，《鏡歌》十八章），說它們皆非中國舊有之雅樂，乃從別國新入之聲調。又說此三大樂歌差不多可代表漢樂府全體的聲調。所謂新入之聲調，又可分為兩種，一為楚聲，一為北狄西域之聲，當時名為新聲。雅樂產生於舊時的中國，即今之黃河流域。詩三百餘篇，皆是當時所謂雅樂。其中只有二《南》是「南音」，照陸侃如先生的話推論，便是早年的楚聲了。但代表楚聲的是屈原、宋玉等的辭賦，與李斯刻石文章。漢初年的歌詩，大概都屬楚聲。所以史孝山《出師頌》（見《文選》）有雲，「朔風變楚」，便是說北方風氣，一變而為南了。換言之，即雅樂變為楚聲了。至於新聲，雖為李延年所造，然出於西域《摩訶兜勒曲》，即為北狄之馬上曲。則此種聲調，即發生於當時匈奴西域可知。

　　雅樂與楚聲、新聲句調整散長短不同。中國古代文章，有一公例，即愈至南方，其句調愈整齊簡短；若至中原，即上文所謂中國，其句調即漸長短參差，與南方不相同。然其樂章句調，亦無有長至十數字以上者。北狄與西域新聲，卻有這種；其句調參差不齊，比中原更甚。

　　三大樂歌的聲調，似不能代表五言樂府詩。但觀《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中之《楚調曲》，如《白頭吟》、《梁甫吟》、《怨詩行》等，皆全體為五言樂府詩，既屬楚調，則楚聲亦可代表；且更可證明楚聲整齊簡短之一例（以上採錄朱希祖先生《漢三大樂歌聲調辯》中語，見《清華學報》四卷二期）。又漢樂府《相和歌》中有《平調》、《清調》、《瑟調》，多五言，謂之「三調」。《新唐書·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側調生於楚調，與前三者總謂之相和調。」照這樣說，這三調可說是漢世僅存的雅樂了。但梁啟超先生在《中國美文及其歷史》稿中說這三調實是《清商曲》，從楚調出。（原書不在手邊，不能詳引其說）那麼，朱先生的話便又得一助了。

　　郭茂倩《樂府詩集》分十二類：

　　一、郊廟歌辭；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四、橫吹曲辭；五、相和歌辭；六、清商曲辭；七、舞曲歌辭；八、琴曲歌辭；九、雜曲歌辭；十、近代曲辭；十一、雜歌謠辭；十二、新樂府辭。

　　這可以說是以音樂為主來分的。陸侃如先生以為「琴曲」不可信，「近代曲」亦即雜曲，「雜歌謠」及「新樂府」不能入樂，不是真樂府；他以為樂府只應分為下列八種：

　　一、郊廟歌；二、燕射歌；三、舞曲；四、鼓吹曲；五、橫吹曲；六、相和歌；七、清商曲；八、雜曲。因舞曲的性質與一、二兩種相近些，故陸先生將它移前了（見《樂府古辭考》）。這八種中，前三種裡沒有歌謠，四、六、七三種裡都有，而六中最多；五的漢曲已失傳，以「梁鼓曲橫吹曲」例之，其中或有歌謠，也未可知。七舊說漢代沒有，但梁啟超先生說相和三調實為清商三調，那麼，舊說就靠不住了。陸侃如先生也引古詩「清商隨風發」，又「欲展清商曲」，以見清商之名起於漢代。但他說漢代的清商與晉宋的是否相同，卻不可知；或者當時相和與清商是二而一的，到了晉宋，複于漢曲外，加了新聲（《樂府古辭考》）。但無論漢代清商是否獨立、裡面有許多歌謠卻是確鑿的事實。又這八種中，鼓吹曲的音樂是從北狄輸入的，橫吹曲的《摩訶兜勒曲》是張騫通西域後傳到西京的，所謂新聲的便是。《禮樂志》中說有趙代秦楚之謳，趙代與匈奴相近，秦與西域相近，所以這種新聲便輸進了。（徐嘉瑞先生說，見《中古文學概論》）——黃節先生作《漢魏樂府風箋》，只錄相和歌和雜曲，他以為只有這兩類是風詩，也可供參考。

　　《宋書·樂志》說：「《鼓吹》蓋《短簫鐃歌》，蔡邕曰：『軍樂也。……』……《長簫短簫》，《伎錄》並雲，『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者為《騎吹》，二曲異也。」漢曲辭存者只有鐃歌十八首（原有二十二首，四首亡），「皆聲辭豔相雜，不復可分。」（《宋書》語）這二十二首雖為朝廷所採用，其實多是民間文學的味兒。徐嘉瑞先生考察它們的文義，認為是北人所作。就可解及可考者而言，它們的內容不外記祥瑞、記田獵、記功、言情、苦戰、思婦、燕飲、頌美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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