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歌謠詩經中的歌謠

詩經中的歌謠

　　《詩經》所錄，大抵全是周詩（商頌亦是周詩，論者甚多，王國維先生《觀堂集林》中有《說商頌》一文，可參看），這是我們最早的詩歌總集，也可說是我們最早的唱本。《詩經》以前，雖還有好歌謠，都靠不住；比較值得討論的，前章中均已說過。我們現在講歌謠的歷史，簡直就從《詩經》起頭好了。

　　顧頡剛先生有《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一文（《歌謠》三九），他說：

　　《詩經》三百五篇中，到底有幾篇歌謠，這是很難說定的。在這個問題上，大家都說「風」「雅」「頌」的分類即是歌謠與非歌謠的分類，所以風是歌謠，雅頌不是歌謠。這就大體上看，固然不錯，但我們應該牢牢記住的，這句話只是一個粗粗的分析而不是確當的解釋。

　　我們看《國風》中固然有不少的歌謠，但非歌謠的部分也實在不少。……因為是為應用而做的。反看《小雅》中，非歌謠的部分固是多，但歌謠也是不少。……

　　《大雅》和《頌》，可以說沒有歌謠。（《國風》與《小雅》的界限分不清，《小雅》與《大雅》的界限分不清，《大雅》和《頌》的界限分不清，而《國風》與《大雅》和《頌》的界限是易分清的。……）其故大約因為樂聲的遲重，不適於譜歌謠；奏樂地方的尊嚴，不適於用歌謠。《小雅》的樂聲，可以奏非歌謠，也可奏歌謠，故二者都占到了一部分。——這是我的假定。

　　我始終以為詩的分為風雅頌，是聲音上的關係，態度上的關係，而不是意義上的關係。……音樂表演的分類不能即認為意義的分類，所以要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來，應就意義看看一首詩含有歌謠的成分的，我們就可說它是歌謠；風雅的界限可以不管，否則就在《國風》裡也應得剔出。

　　再有一個意思，我以為《詩經》裡的歌謠，都是已經成為樂章的歌謠，不是歌謠的本相。凡是歌謠，只要唱完就算，無取乎往復重遝。惟樂章則因奏樂的關係，太短了覺得無味，一定要往復重遝好幾遍。《詩經》中的詩，往往一篇中有好幾章都是意義一樣真，章數的不同只是換去了幾個字。我們在這裡，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來的歌謠，其他數章是樂師申述的樂章，如：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憂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這裡的「皎、皓、照」，「僚、懰、燎」，「窈糾、憂受、夭紹」，「悄、慅、慘」，完全是聲音的不同，借來多做出幾章，並沒有意義上的關係（文義上即有不同，亦非譜曲者所重）。在這篇詩中，任何一章都可獨立成為一首歌謠；但聯合了三章，則便是樂章的面目而不是歌謠的面目了。（顧先生後來寫《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一文，補充這一段所說，相信由徒歌變成的樂歌不都是一篇中惟有一章是原來的歌詞。）

　　我們在這裡，要從樂章中指實某一章是原始的歌謠，固是不能；但要知道那一篇樂章是把歌謠作底子的，這便不妨從意義上著眼而加以推測。雖則有了歌謠的成分未必即為歌謠，也許是樂師模仿歌謠而做出來的；但我們研究之力所可到的境界是止於此了，我們只可以盡這一點的職責了。

　　顧先生別有《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長文（《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週刊》十、十一、十二），說得極為充暢。但他堅執那些整齊的歌詞，複遝的篇章，是樂工為了職業而編制的；我們覺得還可商榷。他說「古代的成人的抒情之歌極複遝」；又說「古代徒歌〔歌謠與非歌謠〕中的複遝是可以有的，但往往用在對偶、反復、尾聲，而不是把一個意思複遝成為若干章。」又今日的成人的抒情之歌也極少複遝，複遝的只是兒歌和對山歌。他又引吳歌《跳槽》和《玉美針》的樂歌和徒歌，證明徒歌簡而樂歌繁；引《五更調》及《十二月唱春調》，證明樂歌的回環複遝，是由於「樂調的不得已」。顧先生的主要觀點是以今例古，這是不很妥當的。我們可以說，古代成人的抒情的歌有些也和今日的兒歌和對山歌一樣，是重章的；證據便是《詩經》。至於今日成人的抒情的歌，則已進化，所以重章只遺留在兒歌和對山歌裡了。這個「進化」的解釋，我想也許較自然些；今古遙遙不相接，究竟難以此例彼的。

　　至於五更與十二月，原是自然限制，無所謂「樂調的不得已」；《詩經》中也絕無相同的例。要說「樂詞的不得已」，《跳槽》和《玉美針》兩歌，倒是適當的例子；但也只能證明徒歌不分章，樂歌是分章的，又樂歌中添了些「襯字、疊字、擬聲」而已。至於整齊的歌詞，複遝的篇章，是樂歌的特色，所以別於徒歌，這一層卻並未能證明。這兩歌的情形和樂府很相像。樂府所載入樂的歌，與本辭相較，確多用些重疊；但也只增加句子，分分解數，並不如顧先生所說，將一意重疊為數章；而且樂歌還往往不及本辭整齊呢。《詩經》與樂府的時代相去不遠，樂府入樂的辦法或與《詩經》有關，亦未可知。顧先生文中所舉別的證據，足夠使我們相信《詩經》所錄全為樂歌，相信徒歌改為樂歌時，樂工重加編制。但他將編制的方法說得太呆板了，倒反不能自圓其說了。他對於《葛生》一詩，也知道不能應用他的原則，但他卻還要堅持那原則，發揮下去，這未免有些偏了。

　　怎麼知道《詩經》中有一部分是徒歌變成的樂歌呢？顧先生說：「因為王制說『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食貨志》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敬，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在這些話裡，是說《詩經》中一部分詩是從徒歌變為樂歌的。但這些話都是漢代人的，未必一定可靠。我所以還敢信它們之故，因為漢以後的樂府有變民間徒歌為樂歌的。」

　　我以為采詩觀風之說，未必可信。但樂工們為職業的緣故，自動或被動地搜集各地的「土樂」（《國風》）以備應用，卻是可能的。也許魯國最講究這層，所以搜集保存的獨多，便成了傳到現在的《詩經》。這雖是揣測之談，但也有些證據。《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季劄到魯國觀樂，樂工所歌的與《詩經》幾乎全同，這可見魯國樂的著名與完備了。

　　顧先生據《儀禮·鄉飲酒禮》而知古代典禮中所用的樂歌有三種：（一）正歌，（二）無算樂，（三）鄉樂。正歌是在行禮時用的；無算樂則多量的演奏，期於盡歡；鄉樂則更隨便，有什麼是什麼了。「鄉樂」一名應該作鄉土之樂解。因為慰勞司正是一件不嚴重的禮節，所以吃的東西只要有什麼是什麼，聽的東西也只要點什麼是什麼。鄉土之樂是最不嚴重的，故便在那時奏了。其實我們不能分樂詩為「典禮所用的」與「非典禮所用的」，我們只能分樂詩為「典禮中規定應用的」與「典禮中不規定應用的」。正歌一類是典禮中規定應用的；至於「無算樂」，「鄉樂」，以及《左傳》中所記的雜取無擇的賦詩，是典禮中不規定應用的。規定應用的，大都是矞皇典麗的篇章，不出《南》《雅》之外；不規定應用的，不妨有愁思和諷刺的作品，《邶》《鄘》以下和《雅》中的一部分，便作此等用。

　　孔子曾說了兩次「鄭聲」。《衛靈公》篇云：「顏淵問為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陽貨》篇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孔子是正《雅》《頌》的人，他說「鄭聲亂雅樂」，「正」和「亂」正是對立之詞；雅樂既是指《雅》《頌》，則別正聲于雅樂之外，似乎他是把「鄭聲」一名泛指著一般土樂。（《國風》）所以有此假設之故，因為《漢書·禮樂志》中的紀事，也是把燕代秦楚各地的音樂都喚做「鄭聲」的。而真正鄭地的樂工在西漢樂府中倒反沒有。從《禮樂志》裡，並可見此類樂調單言則于「鄭聲」，疊舉則為「鄭衛之音」。「鄭聲」一名如此用法，成了一個很普泛的樂調的名字，正如現在所說的「小調」。因為其中以鄭國為最著名，所以總稱為「鄭聲」（以上節錄顧先生原文）。也便是「典禮中不規定的」那些樂歌了。

　　陸侃如先生的《詩經研究》稿本用王質程大昌之說，將「南」與《風》《雅》《頌》並列，為《詩經》的四體，以為都是樂名。顧先生《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一文中所說也相同。陸先生研究的結果，以為今本《詩經》的次序應該翻過來，現在《南》最前，《風》次之，《雅》又次之，《頌》最後。其實《頌》的時代最早，《雅》次之，《風》又次之，《南》最晚出。他有一表，示四體發生的先後：（「表」見下頁）

　　自周民族滅商，代興以後，最初起的詩是舞歌和祭歌，即所謂「周頌」是。《頌》聲寢息，《雅》詩便漸漸興起。因為音樂的關係，分為大小二種。《大雅》為西周的作品，《小雅》為西周末年及東周初年的作品。《小雅》與《國風》差不多同時，《國風》略後。《國風》共十三國，但邶鄘之詩已亡（現在的邶鄘二風，實系衛風），現存僅十一國。可分為五種：《豳》《檜》全系西周之詩，為第一種；《秦風》為東西周之交之詩，為第二種；《王》《衛》《唐》為東周初年之詩，為第三種；《齊》《魏》為春秋初年之詩，為第四種；《鄭》《曹》《陳》為春秋中年之詩，為第五種。這與今本《詩經》次序不同，是比較合理的次序。

　　中國歌謠

　　東遷以後，長江流域對於古代文學有很大的貢獻，所謂二《南》是。《國風》的十一國，是環繞著東都的：豳秦在其西，魏唐在其北，衛齊在其東，鄭陳檜曹在其南。因遷都的關係，文化的中心點也向東南移動，故現在的河南一省實為古代詩歌最盛的地方。同時楚國漸漸強盛——「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文化的程度也漸漸的增高。在東周之世，實在是一個楚民族與周民族對峙的局面。二《南》便是東遷後的楚詩，可以謂之楚風。詩經時代五百年的大勢約略如此（以上大部分系陸先生原文，考證從略）。

　　《小雅》存七十四篇，陸先生就其內容，分為祭祀詩、燕飲詩、祝頌詩、諷刺詩、抒情詩、史詩諸種；抒情詩又分為政治的，非政治的兩種。非政治的，大致是說親子、夫婦、朋友之愛的；政治的抒情詩與諷刺詩之別，一是重在自己，一是重在別人。顧先生以為凡關於典禮的詩，都是為應用而做的，所以不能算作歌謠。但此層也當分別論之。現在的歌謠裡，儀式歌不少；古代比現在看重儀式得多，一定說歌謠裡不能有儀式歌，怕也不甚妥當。例如《白駒》自然不是歌謠，但《斯於》，就很像民間作品了。就陸先生所分的說，大致諷刺詩裡可以說沒有歌謠，其餘就都難論定；自然，抒情詩裡，歌謠應該多些。其實顧先生的話，現在也只能供參考，不能即成確定不移之說；陸先生的話也是如此。

　　《國風》一百三十五篇，二《南》二十五篇，共一百六十篇。這十二國各有各的特點。《漢書·地理志》云：

　　「故秦地，……詩風兼秦豳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言車馬田狩之事。

　　河內本殷之舊都，……《詩·風》邶、鄘、衛國是也。……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鄭國……土狹而險，山居穀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陳國……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

　　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舒緩之體也。

　　這裡所錄，皆是與《詩》有關的。除《檜》《王》《曹》三風及二《南》外，皆已論及。陸先生研究的結果，與此可以參看。他說《豳風》重農，《秦風》尚武，《王風》多亂離之作，《衛風》《鄭風》《陳風》善言情；《唐風》黯淡，多及時行樂之詠；《魏風》多諷刺，是社會或政治狀況的反映。《曹風》多政治的詩，《蝣蜉》一篇，則為憂生之嗟。二《南》多言情之作，《檜》《齊》也如此。謝晉青先生《詩經之女性的研究》裡說十五《國風》中，經他認為有關婦女問題的，共八十五篇。其中最多的為戀愛問題詩，其次即為描寫女性美和女性生活之詩，再其次就是婚姻問題和失戀的作品。照謝先生的計算，有關婦女的詩，竟占了《國風》和二《南》的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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