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歌謠古歌謠與近世歌謠

古歌謠與近世歌謠

　　三　歌謠的歷史

　　古歌謠與近世歌謠

　　中國古代歌謠的著錄，或因音樂的關係，或因占驗的關係，見於所謂正經書裡的，大抵不外此兩種。志書以「觀風」的見地收錄歌謠，當已在很晚的時期（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說不足信；《詩經》所錄，實全為樂歌，見下）；至於當作文藝而加以輯錄的，則更晚了。此層第一章裡也已說過。無論取那一種觀點，他們不曾認識歌謠本身的價值卻是一樣。他們對於歌謠，多少有一點隨便的態度；因此歌謠在著錄時，便不免被改變而不能保全其真相。這種改變，在樂工的手裡，便是為了音樂的緣故；在文人的手裡，便是為了藝術的緣故。顧頡剛先生說，「《詩經》裡的歌謠，都是已經成為樂章的歌謠，不是歌謠的本相」（《歌謠》三九）；他的理由也許太系統的了，但這個結論我相信。

　　樂府裡往往同一首歌「本辭」很簡單明白，入樂後繁複拖遝，正可作一旁證。其實就是那些本辭，也未必不經文人潤色。他如正史及故書雅記中所載童謠，當更不免如此。只有筆記中所收，或者近真的較多；因為筆記的體裁本不甚尊，無須刻意求雅，所以倒反自由些。至於《古謠諺》，體例極為謹嚴，原不至有所潤色；但書中材料，全系轉錄故書，非從口傳寫錄者可比，所以仍未必為真相。《粵風》原輯諸人，錄自口傳，而動機在於好奇，不為學術，有無潤色，也頗難說。華廣生所輯，疑有唱本之類，不全得自民眾口中；他書末全錄《玉蜻蜓》彈詞，便是可疑的證據。這些中除《粵風》中各歌，至今或尚有流行，可資參證外，我們都稱之為古歌謠。它們或較原歌繁複，或較精巧，大都非本來面目。自然，我們也承認古今語言之異，不應以今衡古；但繁簡精粗之別，另是一事，不致與古今之異相混的。

　　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第三條說：「現定時期，以當代通行為限。」這「當代通行」四字，便是他們所謂「近世」的界說。這個界說本身也許不很確切，但極便應用。上章引過一位老太太的話，說歌謠是活在民眾口中的，一印到紙上，便是死的了。常惠先生也說：「無論怎樣，文字決不能達到聲調和情趣，一經寫在紙上，就不是他了。」（《歌謠論著》三〇五頁）但是為研究起見，我們只有寫錄和用留聲機的蠟片收音兩法；後一法自然最好，而太費；事實上決不能每歌都用此法，且一曲兩種調，這樣便得一件活東西分剖開了，卻也是無法的事。關於曲調的寫錄，須有一副音樂家的耳朵和手，非盡人所能為；當然是很難精確的。至於寫錄詞句，卻較容易些；雖然有許多有音樂字的字，也頗困難。寫錄既如此難得精確，自然不能靠書本或傳聞，所以常先生說，「非得親自到民間去搜集不可。」（同上）

　　有了這種精確的材料才可說到研究，而真正著手，還嚴格說，非等待材料齊備不可。不然，終於是「好事者的談助」而已。現在我們的材料本不多，整理出來的更少。而曲調的收集或寫錄，幾乎還未動手呢。以上所說，是專就口傳的歌謠說；至於唱本，自當別論。唱本的曲調，收集與寫錄，與口傳的歌謠方法上無甚分別；只是詞句是印成的。唱本原為的識字的人，他們可以拿本子看著唱。而別人學他們唱的卻就不靠著本子。這樣傳播開去，往往有多少的改變，如四季相思、五更調、十杯酒、十二月等，都是。所以唱本的搜羅——現在只有少數人做這事，顧頡剛先生是一個——固然要緊，卻仍不能丟開了那些口傳的變異不管。唱本自然不會有很古的，但也可用「當代通行」一個條件為比較的古近之界。唱本的數量很可驚，因為各地似乎都有，搜集的事，也是一件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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