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歌謠歌謠的廣義與狹義

歌謠的廣義與狹義

　　中國所謂歌謠的意義，向來極不確定：一是合樂與徒歌不分，二是民間歌謠與個人詩歌不分；而後一層，在我們現在看起來，關係更大。《詩經》所錄，全為樂歌（顧頡剛先生說，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十，十一，十二期），所有的只是第二種混淆。《玉台新詠》與《樂府詩集》則兩種混淆都有；這或因《玉台》的編輯者以豔辭為主，《樂府》的編輯者則以「樂府體」為主之故。後來楊慎輯《古今風謠》，杜文瀾輯《古謠諺》，那第一種混淆是免了，而杜氏凡例，尤嚴于合樂、徒歌之辨；但第二種混淆依然存在。

　　我想，「詩以聲為用」的時代早已過去，就是樂府，漢以後也漸漸成了古詩之一體——郭茂倩雖想推尊樂府，使它為「《四詩》之續」，但他的努力幾乎是徒然的；元明兩代雖有少數注意他的書的人，真正地看重它、研究它的，直到近來才有——歌謠與樂府，於是都被吸收到詩裡。楊氏、杜氏是以廣義的詩為主來輯錄歌謠的，自然民間的與個人的就無分別的需要了。但也有兩個人，無論他們自己的歌謠觀念如何，他們輯錄的材料的範圍，卻能與我們現在所謂歌謠相合的；這就是李調元的《粵風》，和華廣生的《白雪遺音》的大部分。這兩個人都在杜文瀾以前；所以我疑心他們未必有我們的歌謠觀念，只是範圍偶合罷了。

　　至於歌諺之別，《古謠諺·凡例》裡有一段說明，可供參考。他說：「謠諺二字之本義，各有專屬主名。蓋謠訓徒歌，歌者，詠言之謂，詠言即永言，永言即長言也。諺訓傳言，言者，直言之謂，直言即徑言，徑言即捷言也。長言生於詠歎，故曲折而紆徐；捷言欲其顯明，故平易而捷速；此謠諺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韻語，體格不甚懸殊，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可以彼此互訓也。」所以楊慎《古今諺》，諺中雜謠（《古謠諺》一百引《書傳正誤》），範寅《越諺》也是如此。但大體說來，諺的意義，卻比較是確定的。

　　我們所謂歌謠，是什麼意義呢？我們對於歌謠有正確的認識，是在民國七年北京大學開始徵集歌謠的時候。這件事有多少「外國的影響」，我不敢說；但我們研究的時候，參考些外國的材料，我想是有益的。我們在十一年前，雖已有了正確的歌謠的認識，但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正確的歌謠的界說。我現在且借用一些外國的東西：

　　Frank Kidson在《英國民歌論》（English Folk-Song,1915）裡說民歌是一種歌曲（song and melody），生於民間，為民間所用以表現情緒，或（如歷史的敘事歌）為抒情的敘述者。……就其曲調而論，它又大抵是傳說的，而且正如一切的傳說一樣，易於傳訛或改變。它的起源不能確實知道，關於它的時代，也只能約略知道一個大概。

　　有人很巧妙地說，諺（proverb）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對於民歌，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界說，便是由一人的力將一件史事，一件傳說或一種感情，放在可感覺的形式裡表現出來，這些東西本為民眾普通所知道或感到的，但少有人能夠將它造成定形。我們可以推想，個人的這種製作或是粗糙，或是精煉，但這關係很小，倘若這感情是大家所共感到的，因為通用之後，自能漸就精煉，不然也總多少磨去它的棱角，使它稍為圓潤了。（見《自己的園地·歌謠》一文中）

　　但「民」字的範圍如何呢？Kidson說：「這裡的『民』字，指不大受著文雅教育的社會層而言。」（同書十頁）

　　Louise Pound在《詩的起源與敘事歌》（Poetic Origins and The Ballad, 1921）裡，也有相似的話：「在文學史家看來，無論哪種歌，只要滿足下列兩個條件的，便都是民歌。第一，民眾必得喜歡這些歌，必得唱這些歌；——它們必得『在民眾口裡活著』——第二，這些歌必得經過多年的口傳而能留存。它們必須能不靠印本而存在。」（二〇二頁）

　　《古謠諺·凡例》說：「謠諺之興，其始止發乎語言，未著於文字。其去取界限，總以初作之時，是否著於文字為斷。」也是此意。民國七年以來，大家搜集的歌謠，大抵與這些標準相合；雖然也有一部分，有著文人潤色的痕跡，不是「自然的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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