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陶詩的深度

陶詩的深度

　　——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

　　（《層冰堂五種》之三）注陶詩的南宋湯漢是第一人。他因為《述酒》詩「直吐忠憤」，而「亂以庾詩，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故加箋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並注之」。所以《述酒》之外，注的極為簡略。後來有李公煥的《箋注》，比較詳些；但不止箋注，還採錄評語。這個本子通行甚久；直到清代陶澍的《靖節先生集》止，各家注陶，都跳不出李公煥的圈子。陶澍的《靖節先生年譜考異》，卻是他自力的工作。歷來注家大約總以為陶詩除《述酒》等二三首外，文字都平易可解，用不著再費力去作注；一面趣味便移到字句的批評上去，所以收了不少評語。評語不是沒有用，但夾雜在注溜，實在有傷體例；仇兆鼇《杜詩詳注》為人詬病，也在此。注以詳密為貴；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從前為詩文集作注，多隻重在舉出處，所謂「事」；但用「事」的目的，所謂「義」，也當同樣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處，不管與當句當篇切合與否；兼重「義」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詩文，反對找出處；特別像陶詩，似乎那樣平易，給找了出處倒損了它的天然。

　　鐘嶸也曾從作者方面說過這樣的話；但在作者方面也許可以這麼說，從讀者的瞭解或欣賞方面說，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來歷，卻一面教人覺得作品意味豐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獨創。固然所能找到的來歷，即使切合，也還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個人讀書受用，有時候卻便在無意的浸淫裡。作者引用前人，自己盡可不覺得；可是讀者得給搜尋出來，才能有充分的領會。古先生《陶靖節詩箋定本》用昔人注經的方法注陶，用力極勤；讀了他的書才覺得陶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麼平易，平易裡有的是「多義」。但「多義」當以切合為准，古先生書卻也未必全能如此，詳見下。

　　從《古箋定本》引書切合的各條看，陶詩用事，《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用吳瞻泰《陶詩匯注》及陶澍注本比看，本書所引為兩家所無者，共《莊子》三十八條，《列子》十九條；至於引《論語》處兩家全未注出，當時大約因為這是人人必讀書，所以從略。這裡可以看出古先生爬羅剔抉的工夫；而《列子》書向不及《莊子》煊赫，陶詩引《列子》竟有這麼多條，尤為意料所不及。沈德潛說：「晉人詩曠達者徵引《老莊》，繁縟者徵引班楊，而陶公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照本書所引，單是《莊子》便已比《論語》多；再算上《列子》，兩共七十次，超過《論語》一倍有餘。那麼，沈氏的話便有問題了。

　　歷代論陶，大約六朝到北宋，多以為「隱逸詩人之宗」，南宋以後，他的「忠憤」的人格才擴大了。本來《宋書》本傳已說他「恥複屈身異代」等等。經了真德秀諸人重為品題，加上湯漢的注本，淵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確立了。但是淵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影響多，還是受儒家影響多，似乎還值得討論。沈德潛以多引《論語》為言。考淵明引用《論語》諸處，除了字句的胎襲，不外「遊好在《六經》」、「憂道不憂貧」兩個意思。這裡《六經》自是儒家典籍，固窮也是儒家精神，只是「道」是什麼呢？淵明兩次說：「道喪向千載」。但如何才叫做「道喪」，我們可以看《飲酒》詩第二十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複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真」與「淳」都不見於《論語》，什麼叫「真」呢？我們可以看《莊子·漁父》篇云：

　　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真」就是自然。「淳」呢？《老子》五十八章，「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王弼注云：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陶《勸農》詩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感士不遇賦》云：「……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抱樸」也是老子的話，也就是「淳」的一面。「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觀念，而淵明卻將「複真」「還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正是當時的趨勢。所以陶詩裡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又查慎行《詩評》論《歸園田居》詩第四云：「先生精于釋理，但不入社耳」。此指「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二語。但本書引《列子》《淮南子》解「幻化」「歸空無」甚確。陶詩裡實在也看不出佛教影響。

　　陶詩裡可以確指為「忠憤」之作者，大約只有《述酒》詩和《擬古》詩第九。《述酒》詩「庾詞」太多，古先生所箋可以說十得六七，但還有不盡可信的地方，——比湯注自然詳密得遠了。《擬古》詩第九怕只是泛說，本書以為「追痛司馬休之之敗」，卻未免穿鑿。至於《擬古》詩第三，第七，《雜詩》第九，第十一，《讀山海經》詩第九，本書也都以史事比附，文外懸談，毫不切合，難以起信。大約以「忠憤」論陶的，《述酒》詩外，總以《詠荊軻》，《詠三良》及《擬古》詩，《雜詩》助成其說。湯漢說：「三良與主同死，荊軻為主報仇，皆托古以自見」。其實「三良」與「荊軻」都是詩人的熟題目：曹植有《三良詩》，王粲《詠史》詩也詠「三良」；阮王禹有《詠史》詩二首，詠「三良」及荊軻事。淵明作此二詩，不過老實詠史，未必別有深意。真德秀、湯漢又以《擬古》詩第八「首陽」「易水」為說；但還只是偶爾斷章取義。劉履作《選詩補注》乃云：「凡靖節退休後所作之詩，類多悼國傷時托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等目名其題」，二十一篇詩就全變成「忠憤」之作了。

　　到了古先生，更以史事枝節傅會，所謂變本加厲。固然這也有所本，《毛詩傳鄭箋》可以說便是如此；但毛鄭所引史實大部分豈不也是不切合的！以上這些詩，連《述酒》在內，歷來並不認為淵明的好詩。朱熹雖評《詠荊軻》詩「豪放」，但他總論陶詩，只說：「平淡出於自然」，他所重的還是「蕭散沖澹之趣」，便是那些田園詩裡所表現的。田園詩才是淵明的獨創；他到底還是「隱逸詩人之宗」，鐘嶸的評語沒有錯。朱熹又說：「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這卻有些對的。《雜詩》第五云：「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飲酒》詩第十六及《榮木》詩也以「無成」「無聞」為恨。但這似乎只是少壯時偶有的空想，他究竟是「少無通俗韻，性本愛丘山」的人。

　　鐘嶸說陶詩「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應璩詩存者太少，無可參證。游國恩先生曾經想在陶詩字句裡找出左思的影響。他所找出的共有七聯，其中《招隱》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確可定為《和劉柴桑》詩「山澤久見招」、「荒途無歸人」二語所本，「聊欲投吾簪」確可定為《和郭主簿》詩第一「聊用忘華簪」所本。本書所舉卻還有左思《詠史》詩「寂寂揚子宅」（為淵明《飲酒》詩「寂寂無行跡」所本），「寥寥空宇中」（為淵明《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蕭索空宇中」所本，「遺烈光篇籍」（同上「曆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所本），及《雜詩》「高志局四海」（為淵明《雜詩》「猛志逸四海」所本）四句。不過從本書裡看，左思的影響並不頂大；陶詩意境及字句脫胎於《古詩十九首》的共十五處，字句脫胎于嵇康詩賦的八處，脫胎于阮籍《詠懷》詩的共九處。那麼，《詩品》的話就未免不賅不備了。但就全詩而論，胎襲前人的地方究竟不多；他用散文化的筆調，卻能不像「道德論」而合乎自然，才是特長。這與他的哲學一致。像「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都是從前詩裡不曾有過的句法；雖然他是並不講什麼句法的。

　　本書頗多勝解。如《命子》詩，「既見其生，實欲其可」的「可」字，注家多忽略過去，本書卻證明「題目入以『可』字，乃晉人之常」。《和劉柴桑》詩，題下引《隋書·經籍志·注》，「梁有『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證「劉柴桑」即「劉遺民」。此事向來只據李公煥注，得此確證，可為定論。又「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或以為比酒之酉離薄，或以為賦，都無證據。本書解為比，引《魏書·徐邈傳》及《世說》，以見「魏晉人每好為酒品目，靖節亦複爾爾」。《還舊居》詩「常恐大化盡，氣方不及衰」，次句向無人能解；本書引《禮記·王制》「五十始衰」，及《檀弓·鄭注》，才知「常恐……不及衰」，即常恐活不到五十歲之意。

　　《飲酒》詩第十六「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舊注都以「孟公」為投轄的陳遵，實與本詩不切；本書據詩中境地定為劉龔，確當不易。又第十八前以楊子雲自比，後複以柳下惠自比。這二人間的關係，向來無人能說；本書卻引《法言》及他書證明「子雲以柳下惠自比，故靖節以柳下惠比之」。又如《雜詩》第六起四句云：「昔聞長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諸家注都不知「此事」是何事。本書引陸機《歎逝賦序》「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乃知指的是親故凋零。

　　但書中也不免有疏漏的地方。如《停雲》詩「豈無他人」，本書引《詩·唐風·木大杜》，實不如引《鄭風·褰裳》切合些。《命子》詩「寄跡風雲，冥茲慍喜」，下句本書引《莊子》為解，不如引《論語》公冶長「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歸園田居》詩第二「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上句無注，似可引《詩·小雅·支頁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及《楚辭·九辯》「霜露慘淒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雨分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這兩句詩是所謂賦而比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末云：「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鐘期」明指龐鄧，意謂只有你們懂得我，不必引古詩為解。《答龐參軍詩序》，「楊公所歎，豈惟常悲」；李公煥注，「楊公，楊朱也」。本書引《淮南子》楊子哭歧路故事，但未申其「義」。按《文選》有晉孫楚《征西官屬送于陟陽侯作》詩，起四句雲「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這裡的「歧路」只是各自東西的歧路，而不是那「可以南可以北」的了。可見這時候「歧路」一詞，已有了新的引申義；淵明所用便是這個新義。「楊公所歎」只是「歧路」的代語，「歎」字的意思是不著重的。

　　《和郭主簿》詩第一末云：「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本書解云：「遙遙望白雲」即「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也。這原是何焯的話，富貴二語見《歸去來辭》。但懷古與白雲或帝鄉究竟怎樣關聯呢？按《莊子·天地》篇，「華封人謂堯曰：失聖人鶉居而鷇飲，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懷古》也許懷的是這種乘白雲至帝鄉的古聖人。又第二末云：「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本書所解甚曲。「檢素」即簡素，就是書信；「檢素不獲展」就是接不著你的信。

　　《飲酒》詩第十三「規規一何愚」，引《莊子·秋水》「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不切，不如引下文「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止酒》詩每句藏一「止」字，當系俳偕體。以前及當時諸作，雖無可供參考，但宋以後此等詩體大盛，建除、數名、縣名、姓名、藥名、卦名之類，不一而足，必有所受之。逆推而上，此體當早已存在，但現存的只《止酒》一首，便覺得莫名其妙了。本書引《莊子》「惟止能止眾止」頗切；但此體源流未說及。

　　古先生有《陶靖節詩箋》，於民國十五年印行，已經很詳盡。丁福保先生《陶淵明詩注》引用極多。《定本》又加了好些材料，刪改處也有；雖然所刪的有時並不應刪，就如《停雲》詩「搔首延佇」一句，原引《詩經·靜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和阮籍《詠懷》「感時興思，企首延佇」，《定本》卻將阮籍詩一條刪去了。我們知道陶淵明常用阮詩，他那句話兼用《靜女》及《詠懷》或從《靜女》及《詠懷》脫胎，是很可能的；古先生這條注實在很切合。《定本》所改卻有好的，如《飲酒》詩第十八的注便是（詳上文）。《詩箋》中四言詩注未用十分力，《定本》這一卷裡卻幾乎加了篇幅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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