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關於「革命文學」的文獻(3)

關於「革命文學」的文獻(3)

　　然而事實上已「發現了這種傾向」，李氏的信便是一個證據。這封信是給《太陽月刊》（現已停刊）的錢杏邨氏的。他們辯論的中心是蔣光慈氏的革命文學理論。事情是這樣：李氏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裡批評蔣氏《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一文（未見，大約是載在《太陽》上的）；錢氏出來為蔣氏說話，在《太陽》上給了李氏一封公開信。李氏於是有這封信回答他。這一回辯論的主要論點，可用這封信裡李氏自己所引他那篇論文中的一段話來說明：

　　「我們分析蔣君犯了這個錯誤的原因，是他把文學僅作為一種表現的——觀照的東西，而不認識它的實踐的意義。」

　　這種「表現」與「實踐的意義」的爭執，或說「表現」與「宣傳」的爭執，其實也還是理論的徹底與否的問題，並非實踐的實踐；大約文學本是紙上的東西，徹底也只能徹到此處為止罷。在這封信裡，附帶著一個「關於革命文學的歷史的問題」。李氏在那篇論文裡說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氏的《革命與文學》「是在中國文壇上首先倡導革命文學的第一聲。」錢氏卻說，在這篇以前，蔣氏「已在各種雜誌上發表了許多關於革命文學的著作」。這雖是事實，但蔣氏的作品，似乎未曾得一般的注意；他所辦的《春雷月刊》，李氏說「問了許多人，他們連這個名字也不知道。」郭氏那文載在《創造月刊》（一卷三期）上，影響較大；但他那時也還沒有明切的主張。革命文學運動，是直到成氏一文以後才有的。又創造社雖與《太陽月刊》有上述的不同，但他們仍「始終把《太陽》認作自己同志」。另有《泰東月刊》，也談革命文學（未見），他們曾提出「革命文學家到民間去」的口號。成仿吾氏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創造》月刊一卷十號）裡批評他們道：

　　「在我們的革命的急速的發展中，我們的文藝界，同我們的政界一樣，真有不少的人在很遠的後邊氣喘喘地追隨著。他們有時候昏倒在途中，會發出些奇怪的議論來使你莫名其妙。這種可憐的追隨派，他們艱難的追隨，我們不難想像，也不難諒解。」

　　所謂「奇怪的議論」，便是那句口號。照那句口號說，「革命文學家」便是在「民間」之「外」的了。這雖然也是徹底與否的問題，但兩者之間相差更甚了。現在我得回過來說一說錢杏邨氏。他有《現代中國文學作家》一書（泰東印），評論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蔣光慈四人。這似乎是應用革命文學原理的第一部批評的書。其中《魯迅》一篇中，有《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個題目；在《太陽》或《我們》上發表以後，曾引起許多的討論。錢氏是說「阿Q時代是已經死去了，《阿Q正傳》的技巧也已死去了」（二三頁）；而「魯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盡頭」。（二四頁）

　　說到技巧或形式，革命文學派也有他們的主張。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裡，成仿吾氏說現在的語體是「一種非驢非馬的『中間的』語體」，與現實的語言相離太遠。他說：

　　「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

　　但怎樣地「接近」呢？他沒有說。後來《文化批判》上論無產階級文學的形式（見《非革命文學》中引，大約是李初梨氏的話），才舉出四個細目：（一）諷刺的，（二）暴露的，（三）鼓動的，（四）教導的。錢杏邨氏在《論〈阿Q正傳〉的技巧》時也說：

　　「現在的時代不是陰險刻毒的文藝表現者所能抓住的時代，現在的時代不是纖巧俏皮的作家的筆所能表現出的時代……」

　　這是消極方面。《太陽月刊》在積極方面提倡過俄國的新寫實主義。（七月號上有《到新寫實主義的路》一文，未見）茅盾氏在《從牯嶺到東京》（《小說月報》十九卷十號）裡曾說起這種新寫實主義，現在轉錄於下：

　　「……只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新寫實主義起於實際的逼迫；當時俄國承白黨內亂之後，紙張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報紙的文藝欄都只有極小的地位，又因那時生活的壓迫是緊張的疾變的，不宜於弛緩迂回的調子，那就自然而然產生了一種適合於此種精神律奏和實際困難的文體，那就是把文學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簡練起來，省去不必要的環境描寫和心理描寫，使成為短小精悍，緊張，有刺激性的一種文體，因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電報，所以最初有人戲稱為『電報體』，後來就發展成為新寫實主義。」

　　以上種種理論，不論曾經說明與否，大部分是不出蘇俄的範圍的；這只要看過前面所舉的幾種譯著，也就可以知道。所以郁達夫氏在《大眾文藝》（現代書局印）第一期《大眾文藝釋名》中，影射地說：

　　「……我們的良心還在，……決不敢抄襲了外人的論調主張，便傲然據為己有，作為專賣的商標而來誇示國人。」

　　但創造社卻說，這是「經濟的基礎之變動」決定了的「文學這意識形態的必然的變革」（《全部的批判之必要》），或說，這是「歷史的內在的發展」。（已見上）

　　有一位梅子氏鑒於「革命文學毒焰正熾」，將一些「非革命文學的文章，收集成書」，就叫做《非革命文學》。（上海光明書局印）其目錄如下：

　　我為什麼要編輯這部書（梅子）
　　文學與革命（梁實秋）（《新月》）
　　革命文學問題（冰禪）（《北新》）
　　革命文學評價（莫孟明）（《現代文化》）
　　革命文學論的批判（謙弟）（同上）
　　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謬誤（尹若）（同上）

　　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侍桁）（《語絲》）
　　無產階級藝術論（忻啟介）（《流沙》）
　　檢討馬克思主義階級藝術論（柳絮）（《民間文化》）
　　藝術家當面的任務（穀蔭）（《畸形》）
　　藝術家的理論鬥爭（柳絮）（《民間文化》）
　　拉雜一篇答李初梨君（甘人）（《北新》）
　　「醉眼」中的朦朧（魯迅）（《語絲》）

　　梅子氏那文的第一節說：

　　「革命文學是什麼？很簡單地說：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之一種。所謂『革命文學』，完全離開了文學的本質——以及一切藝術的——而是借文學為名以作一種政事的工具。換句話說：革命文學，就是變形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他們的所謂為無產階級求得解放，這純全是一種欺騙，籠絡，如俄羅斯十月革命前的時代一樣。而況，中國，是的，中國的革命文學運動者，都是在行為與事實上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這是共產黨在中國政治上落伍了而來作一種間接宣傳的。申言之，革命文學是遠離了文學之本質的，彼等的詩歌，僅只是標語，彼等的小說，戲劇，僅只是一些宣言。」（一頁）

　　他在第四節裡又說：

　　「你為文學的人們，且請面對面地生活下去吧！——認識你的生活吧！」（四頁）

　　我們可以推知編者是以「文學本質」及自我表現為立場的。

　　書中所收集的文章，我參照編者的意見（二、三頁），將它們分為三派：

　　（一）語絲派他們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趣味和美學等為立場。編者似乎也近於此派。魯迅氏一文，雖只是消極地「譏諷嘲弄」，文字卻寫得最好。他的警語是：

　　「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一二八頁）

　　他譏諷創造社所謂「藝術的武器」是：

　　「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裡去了。」（一三一頁）

　　石厚生氏有對於此文的答辯，題為《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見《創造》一卷十一期）

　　（二）新月派梁氏的文字也寫得很好，但他對於革命文學，似乎有些誤解。這層我不想在此討論。——梁氏以為「革命文學」「實在是沒有意義的一句空話。」（一八頁）他說：

　　「無論是文學，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個人主義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與所謂『大多數』不發生若何關係。」（一四頁）

　　他說文學要代表永遠的，普遍的人性；它是永遠獨立的。（一一頁）梅子氏說「這是站在資產階級的文學立場說話的」。（三頁）

　　（三）民眾文學派《現代文化》及《民間文化》裡都主張「無階級的民眾文學」（不是羅曼羅蘭派的）（三九頁），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文學。（六二頁，九二頁）這一派卻承認個性的差異。（八七頁）郁達夫氏所提倡的「大眾文藝」與此不同。那是民治主義的。

　　除上述各派特點外，它們與革命文學派共同相異的地方，可用下列一表說明：

　　革命文學　　非革命文學
　　1．　　2．集團主義　　個人主義
　　3．唯物論　　唯心論
　　4．藝術的武器　　藝術的本質

　　這裡第三派沒有多大的影響。——這書的體裁不大純粹：編者既只錄一方面的理論，為什麼又將那方面忻啟介及穀蔭二氏的文章載入？若說因為這兩篇文流傳不廣，那麼，也應作為附錄，加以聲明。現在這樣隨手插了進去，是不行的。

　　影響甚大而尚未成派的，是茅盾氏的《從牯嶺到東京》一文。（《小說月報》十九卷十號）現在借用曾虛白氏《文藝的新路》（《真美善》三卷二號）裡的話，說明那文的主旨：

　　「他說，現在的『新作品』走入了『標語口號文學』的絕路，有革命熱情而忽略於文藝的本質；並且革命文藝的讀者的對象該是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卻決不能瞭解這種太歐化或是太文言化的革命文藝。他說，『我相信我們的新文藝需要一個廣大的讀者對象，我們不得不從青年學生推廣到小資產階級的市民，我們要聲訴他們的痛苦，我們要激動他們的熱情。』總之，茅盾觀察到我們『新文藝』的讀者實在只是小資產階級，所以他決心要做小資產階級所能瞭解和同情的文藝了。這就是他指給我們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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