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關於「革命文學」的文獻(2)

關於「革命文學」的文獻(2)

　　說到中國的革命文學，創造社是創始者，又是中堅。成仿吾氏（石厚生據說是他的筆名）是他們的代表；郭沫若氏（麥克昂據說是他的筆名）也是顯要的人；李初梨氏也可以算一個。他們的刊物，最重要的自然是《創造》月刊；這是從一卷九號起才正式提倡革命文學的——從這一期起，封面也將仙女換上了工人。此外還有《文化批判》、《洪水》、《流沙》等；《文化批判》、《流沙》都被禁止、《洪水》也停刊了。現在是連《創造》月刊也成了禁書，我們這北京，不知還能見著否。成郭二氏所發表的革命文學的理論，由成氏將它們和以前發表的文學革命的理論合編為《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書。（創造社印）其目如下：

　　新文學之使命（成）
　　我們的新文學運動（郭）
　　藝術家與革命家（郭）
　　藝術之社會的意義（成）
　　文藝之社會的使命（郭）
　　民眾藝術（成）
　　文學界的現形（成）
　　孤鴻——致仿吾的一封信（郭）
　　文藝家的覺悟（郭）
　　革命與文學（郭）
　　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成）
　　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成）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成）
　　全部批判之必要（成）

　　最重要的是最後三個題目。《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用了全力攻擊「周作人先生及他的Cycle」的「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是消極的，否定的一面。第二個題目在敘述了文學革命的過程以後，論到「文學革命今後的進展」說：

　　「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一三一、一三二頁）

　　下一段是「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Intelligentsia知識階級）團結起來」，這明明是襲用Marx的有名的宣言的調子。在這一段裡，成氏說：

　　「努力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努力把握著唯物論的辯證法的方法……（一三四頁）

　　「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根性……（同上）

　　「以真摯的熱誠描寫你在戰場所聞見的，農工大眾的激烈的悲憤，英勇的行為與勝利的歡喜！」（一三三頁）

　　所謂「辯證法的唯物論」，是黑格爾（Hegel）的辯證法與Marx的唯物論的混合物，《文化批判》第三號裡有著詳細的解釋。最後一個題目，說革命文學理論比作品更為重要，必得先有從事於理論的研究的人。這正是蘇俄有過的問題。（看《奔流》一卷一號中布哈林的演說）成氏說這種理論，就是批判；而現在所要的是「全部的批判」。要明白全部的批判的過程，得先明白文藝這對象所由構成的諸過程。這些過程如下：

　　1．純經濟過程（物質的生產過程）
　　2．生活過程（政治過程，精神的生活過程一般）
　　3．意識過程（精神的生產過程）
　　4．這些過程的再生產（一四二頁）

　　成氏的結論的一條是：

　　「今後我們應該由不斷的批判的努力，有意識地促進文藝的進展，在文藝本身上由自然生長的成為目的意識的，在社會變革的戰術上由文藝的武器成為武器的文藝。」（一四五頁）

　　這顯然是以文學為宣傳的工具了。

　　但成氏態度雖然已很明白，卻還沒有採用「無產階級文學」的名字。到了李初梨氏的《怎樣地建設革命的文學？》（《文化批判》上號）他才說：

　　「革命文學，不是誰的主張，更不是誰的獨斷，由歷史的內在發展，——連絡，它應當而且必然地是無產階級文學。」（未見原件，據《非革命文學》三七頁引）

　　又成氏所主張的革命文學的內容，麥克昂氏在《桌子的跳舞》（《創造》一卷十一期）一文中似乎加以修正地說：

　　「無產者文藝也不必就是描寫無產階級。

　　因為無產階級的生活，資產階級的作家也可以描寫；

　　資產階級的描寫，在無產階級的文藝中也是不可缺乏的。

　　要緊的是看你站在那一個階級說話。

　　我們的目的是要消滅布爾喬亞階級（資產階級）；乃至消滅階級的；這點便是普羅列塔利亞（無產階級）文藝的精神。」

　　又《流沙》第一期有藥眠氏的《非個人主義的文學》，是單就一面說的。他說：

　　「從前潛伏在社會底層的人類的意志，已經抬起頭來集合在一起，而為左右社會的偉大的群眾力量。這種力量在偉大的破壞的進程中所衝激起來的感情的浪花，當然就是我們的集體化的文藝的新生命。」

　　「……洗去從前個人主義文學的頹廢的，傷感的，怯懦的，歎息的缺陷，而另外造出一剛強的，悲壯的，樸素的文學來。」

　　革命文學派攻擊的對象，一是語絲派，我已說過了；又一是新月派。他們攻擊語絲派，起先是注重周作人氏，後來是轉而注重魯迅氏了。他們攻擊新月派，起先是只注重徐志摩氏，後來又加上胡適氏；而對於新月派的理論家梁實秋氏（他有《文學與革命》一文，見後）似乎還沒有觸及。他們說魯迅氏是「醉眼陶然」（始見於《文化批判》創刊號馮乃超氏論文），徐志摩氏是「文學小丑」（始見於《文化批判》三期麥克昂氏文）。他們正式批評《新月的態度》的文章是彭康氏的《什麼是「健康」與「尊嚴」？》（《創造》月刊一卷十二號）在這篇文裡，彭氏轉述《新月》的話：他們以為現在思想太自由了，太淩亂了，因而舉出「健康」與「尊嚴」兩大原則和「創造的理想主義」，作為「標準」，「紀律」，「規範」他批評這種見解說：

　　「現在我們思想上並沒有自由，要有自由就須得有適應的、客觀的條件，『不幸』的是他們竟對於這個盲目！」

　　「適應的，客觀的條件」，大約就是所謂「辯證法的唯物論」；在這裡是沒有一般意義的自由的。所以革命文學派與新月派，不主張自由這一點其實是相同的；而語絲派卻主張自由主義。（周作人氏似有此語）這是鼎足的三派的一種對抗，值得注意的。此外，《文化批判》創刊號中馮乃超氏的《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有批評葉紹鈞、魯迅、郁達夫、郭沫若、張資平五氏的話，也可一看。

　　「李初梨氏在《一封公開信的回答》裡說：

　　「在中國這樣嚴重的情勢之下，革命陣營裡，絕對不許有宗派主義的行動，如果我們發現了這種傾向，應該大家全力地去克服！」（《文化批判》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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