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二詩體正變(3)

二詩體正變(3)

　　所謂「天成」「自得」「超然」「高風絕塵」，只是自然和渾成的意思，跟書法的「蕭散簡遠，意在筆劃之外」相通。蘇氏看出李、杜、韓極詩之變，恰如顏、柳「極書之變」一般；但那「高風絕塵」的衰息，他還是在低徊惋惜著的。文體的變是有意的復古的主張，所以他說「複歸於正」；詩體的變只是自然的求新的趨向，所以他不免懷古的口吻。後來朱子也論到詩體的變，他《答鞏仲至（豐）書（四》）道：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朱文公文集》六十四）

　　所謂「古人之風」，也指的「高風遠韻」。但他以「高風遠韻」為「根本準則」，便和蘇氏有些出入。他說「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答鞏書》三，《集》六十四），就指的《書黃子思詩集後》那一篇裡的話。「病李、杜」顯然不合蘇氏原意；說他「自悔其平時之作」，似乎也出於成見。

　　不過這種以「高風遠韻」為正宗的意見，後來卻成了一般的意見。如劉克莊的《韓隱君詩序》道：

　　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仿佛風人之萬一，餘竊惑焉。或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後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四）

　　又《竹溪詩序》道：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亦非詩也。（同上）

　　劉氏對杜、韓兩家都有微詞。嚴羽《滄浪詩話》也道：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詩辨》）

　　所謂「仿佛風人」，所謂「一唱三歎之音」，都就是「高風遠韻」。這種意見又是復古的傾向，但也還是為的通變。原來宋詩自黃庭堅以來，有意的求新求變求奇。他指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的法門，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並且說這是「詩人之奇」（《再次韻楊明叔詩》引，《山谷詩內集》十二）。又倡所謂奪胎換骨法，說道：

　　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冷齋夜話》）

　　這又是「以故為新」的節目。黃氏開示了這種法門，給後學無窮方便；大家都照他指出的路子「窮力追新」，這就成了江西詩派——惟其有法門可以傳授，才能自立宗派。但宗派既成，沿流日久，又不免劉勰說的「齷齪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競今疏古，風味氣衰」。於是乎從朱子起又有了復古論。這回的復古的理論到了明代實現，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也造成了一種新風氣。

　　文到六朝成為專科之學。範曄作《後漢書》，創立《文苑列傳》，鐘嶸定《詩品》，劉勰論《文心》，都在此時。而劉氏更注重文體的代變。《時序》篇開端道：「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接著就從陶唐敘到江左，作一斷語：

　　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文心》上篇論列各體，也都詳述源流遷變。在前沈約已經論到文體的變，《宋書》六十七《謝靈運傳論》中道：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以下直敘到宋代的顏、謝為止。但劉氏論文，專門名家，詳備自然遠在沈約之上。他們這些文字卻都是我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見出獨具手眼。根柢在他們能識變；而這又是跟當時追求「新變」的風氣相應的。劉勰以後，論「文變」的便多起來。唐人修六朝史書，多有文苑傳或文學傳，傳各有序或論，皆論「文變」；並且多引《易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二語（《賁卦彖辭》，《周易》三）為論據，正見出六朝以來的風氣。文士著作中也有論的，前引盧藏用的《陳子昂集序》末雲，「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便是一例。這些都是通論歷代「文變」；至於專論一代的，似乎從宋祁《唐書》二〇一《文藝傳序》創始。他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王、楊是一變，燕、許是一變，韓愈又是一變。專論詩體的變的也有通論和斷代的分別。嚴羽《滄浪詩話》有《詩體》一篇，辨析歷代詩體最細；他分唐詩為「唐初」「盛唐」「大曆」「元和」「晚唐」五體，是至今通行的「四唐」說的源頭。

　　「文變」是指詩文體的變；這個「變」是「患凡舊」，是「化而裁之」，是「趣時」。復古也罷，求新也罷，「變」的總是新的；「變」能成體，這新的就是好的，即使未必是更好的。「變則通，通則久」，「變」是可喜的。明白了通變的道理，便不至於一味的隆古賤今，也不至於一味的競今疏古，便能公平的看歷代，各各還給它一副本來面目。分體或分期，就為的看清楚這些個本來面目。唐代的詩比歷代盛，也比文盛，所以嚴氏分體最多。後來論詩體的也特別注重唐代。元時楊士弘選錄唐詩，成《唐音》一集，敘目裡說唐人選唐詩多載中晚唐人詩，盛唐詩甚少，宋人選唐詩也多載晚唐人詩。他原來也只能讀到這些選本，後來才得著人家收藏的許多初唐、盛唐詩，「於是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分為『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音》。」他將嚴氏的五體並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四體；所謂「中唐」，包括「大曆體」「元和體」，是楊氏新立的名目。這樣就見得整齊了。唐、宋人選詩側重中晚唐，正是《文心》所謂「近附而遠疏」；楊氏採取嚴羽的理論，分期精擇，便公平得多。他特別注重音律，所以集名《唐音》，又以「音」「響」標目。敘目裡道：

　　夫詩之為道，非惟吟詠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廟，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豈偶然哉？

　　律體新創于唐代，古詩和律詩的分別就在音律上；重音律正是唐詩的面目。楊氏看清楚了這副面目，所以說「審其音律之正變」，又說「求之音律，知其世道」，「世道」就是「時」。「音律之正變」雖「以其時」，更「以其人」、以其詩，所以他的「正音」裡有「唐初」和「盛唐」，也有「中唐」和「晚唐」，前二者為一類，後二者又為一類。他說「世次不同，音律高下雖各成家，然體制聲響相類」，可見所重在「其人」、其體、其詩。他的「始」「正」之分是「以其人」兼「以其時」；「正」「遺」之分是以其詩、「以其人」兼「以其時」。

　　明初高棅的《唐詩品匯》承《唐音》而作，《總敘》裡說得明白；他也採取嚴羽的詩論，並見《總敘》中。《總敘》論唐詩的變道：

　　有唐三百年詩，眾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制。莫不興于始，成於中，流於變，而陊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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