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二詩體正變(4)

二詩體正變(4)

　　「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是「初唐之始制」，「神龍以還，洎開元初」是「初唐之漸盛」。「開元、天寶間」是「盛唐之盛」。「大曆、貞元中」是「中唐之再盛」。「下洎元和之際」是「晚唐之變」，「降而開成以後」是「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這是後來所謂「四唐」；初、盛、中、晚各有定限，不僅僅是分體，而且是分期。按這個分期，初唐不包括高祖時代，中唐也太短，還不甚適用。明末沈騏在《詩體明辨》的序裡分唐詩為「四大宗」，修正了這兩處。後來便照兩家所論，限年分期：初唐從高祖武德元年算起，到玄宗開元初，約一百年間（西元六一八至七一三）。盛唐從開元元年到代宗大曆初，約五十年間（七一三至七六六）。中唐從大曆元年到文宗太和九年，將高氏所謂「晚唐之變」併入，約八十年間（七六六至八三五）。晚唐從文宗開成元年到昭宗天祐三年，約七十年間（八三六至九〇六）。至今通行的四唐說便是如此。雖然有人根本反對這個分期，也有人推敲各期的界劃，但是四唐說漸漸為一般論詩者所公認，並且流行至今；因為它給人方便，讓人更清楚的看見唐詩的種種面目。在我國文學史上，四唐說是唯一的斷限的分期；一般論文的人總害怕「支離割剝」，所以嘗試這種斷限的分期的絕無僅有。從現在看來，這一說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創始。而這個創始還是以「文變」說為依據。《品匯·總敘》說選詩「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品目有九，稱為「九格」。初唐是「正始」。盛唐是「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是「接武」。晚唐是「正變」，「餘響」。方外異人等是「旁流」。初、盛、晚各自為「正」，中唐「接武」自然也有其為「正」者。《總敘》又道：

　　誠使吟詠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辯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遊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雲。

　　這裡以詩為主，因詩及人，因人及時，再因時及詩，跟風雅正變說專「以其時」的大不相同了。「審其變而歸於正」一語雖然側重在「正」，但這個「正」並不是風雅正變的「正」，而是「變之正」，「趣時」的「正」；高氏以為一「時」的詩自有其「正」，他對於「時」是持著平等觀的。

　　論「文變」的人，對於「時」多少持著平等觀，但也還不免貴遠賤近或「競今疏古」的偏見；前者如《滄浪詩話》詆抑中晚唐詩，後者如《唐音》不錄李、杜、韓三家。明末清初以來，公正不頗的平等觀才漸漸出現。顧炎武《日知錄》二十一《詩體代降》條云：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所謂「沿襲已久」，便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的「彌患凡舊」。顧氏能從詩體上確切斷定詩有「不得不變」之「勢」，是他的獨到處；雖然他又說「不能不降」，還不免「伸正而詘變」的意思。至於「未嘗不似而未嘗似」，該是前引汪琬所謂「變而不失正者」，不過顧氏專就詩體立論罷了。稍後葉燮作《原詩》，論盛衰正變，更見通達明曉。他道：

　　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雲，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為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

　　這裡「不能伸正而詘變」，真是一語破的。又道：

　　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複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內篇》）

　　又道：

　　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汙。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為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同上）

　　他指出詩在「相續相禪」，無日或息，就是說詩老是在「變」；其間「遞衰遞盛」，不能說在前必盛，在後必衰。而「後代之詩」「正變系乎詩」，系乎體，「詩遞變而時隨之」，所以當「以詩言時」，跟風雅正變說「以時言詩」不同。他又道：

　　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教厚，其意也，所以為體也，措之於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為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教厚。……（同上）

　　這也就是高棅說的「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遊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不過更為直截了當罷了。詩體正變說經葉氏這一番闡發而大明。

　　歷來倡復古的都有現成的根據；主求新的卻或默而不言，或言而不備。葉氏論詩體正變，第一次給「新變」以系統的理論的基礎，值得大書特書。他說「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

　　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為病，但無愈之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駡，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為變，或數人而共為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同上）

　　變有小大，「有因變而得盛者」，也有「因變而益衰者」。「伸正而詘變」並非全無理由；只是向來「伸正而詘變」的不加辨別，一筆抹殺，卻不合道理。這段話發揮「變」的意義最為詳切，真可算得「毫髮無遺憾」。葉氏竭力攻擊明代的復古派，但又似乎不願意贊助求新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因為一個太率，一個太僻。他所以自辟蹊徑來論盛衰正變；他的求新的傾向其實還是跟那兩派一致的。稍後王士禎倡「神韻」，再後沈德潛倡「格調」，又都以復古為通變。但袁枚接著倡「性靈」，翁方綱接著倡「肌理」，詩又趨向新變。直到「文學革命」而有新詩，真是「變之極」了。新詩以抒情為主，多少合于所謂「高風遠韻」，大概可以算得變而「歸於正」罷。

　　葉氏說詩的正變盛衰，「互為循環」；又說「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就是「循環」的注腳。在前明代王世貞也曾偶然見到這裡，他在《藝苑卮言》卷四中道：

　　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下。……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複之妙。

　　這裡論盛衰正和葉氏合拍，而語更詳。按這個說法，我們也可以說「變中有正，正中有變」。「變」本來還有「更相生」一義，見於《淮南子·原道》篇高誘注，正可以用在此處。正變相生是「循環」，王世貞的話是一例。但說「循環」的倒不一定相信循環論，照《原詩》所說，這個「環」其實是越來越大的。所以變而成體，就那一體而論，變固然是好的；綜所有的體而論，這一變有加富增華之功，又是更好的。向來論「文變」的多說「變」而少說「正」，好像有變而無正似的。其實不然。他們的意思，變不一變，正也非一正；由正而變，變可以成正，但後正跟前正不一樣，所謂「措之於用則不同」，「返之於體則不異」；而這個後正又將複變，如此的循環不窮。蘇軾說韓愈出而天下之文「複歸於正」，高棅說「審其變而歸於正」，該都是變而成正的意思。這個「正——變——正」便是「文變」的程式，和德國大哲海格爾「正——反——合」的辯證法頗有相似處；而變總是有道理的，也合於他所說「凡現實的都是有道理的」。「文變」雖然兼詩文體而言，而以《易傳》「變」的哲學為依據，但是六朝、隋、唐以至宋代，論「變」的都隱含「正」義，明、清以來，更顯舉「正」名，足見還是從風雅正變說推衍而出。不過不用來解詩，而用來評詩並指示作詩門徑罷了。所以說這是「旁逸斜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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