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二詩體正變(2)

二詩體正變(2)

　　劉氏以復古為通變，雖然近於循環論，但確是創見；他針對當時的情形，給指出了一條新路。不過他的意見在當時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影響，他的影響直到唐代才顯著。首先以復古號召的是陳子昂，他在《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的敘裡劈頭便道：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陳伯玉文集》一）

　　他要將詩還到風雅，還到漢、魏；他作《感遇詩》三十八章，是學阮籍的。盧藏用給他的文集作序，說道：「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又說：「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全唐文》二三八）所謂「質文一變」，所謂「變化之朕」，正是《文心·通變》的意思。李白繼子昂之後提倡詩「復古道」，他說「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本事詩·高逸》第三）他的古風第一首論的更詳：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複玄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李太白集》三）

　　「大雅久不作」，「正聲何微茫」，「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也將「正」「變」對舉。所謂「正聲」，就是《詩譜序》的「風雅正經」；不過「廢興萬變」的「變」，卻是「以其人」兼「以其時」，「憲章已淪」也如此。「綺麗」似乎側重「其人」，側重詩體的「變」，但也還是「時為之」，所以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詩末說唐代「複玄古」，「貴清真」；「清真」就是《詩品序》所謂「自然」，也就是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裡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集》十一）。「綺麗」是「文勝質」，他要的是「文質相炳煥」，《文心》所謂「斟酌乎質文之間」。他雖然說過「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詩·高逸》第三），可是還只作五七言詩，而七言更多；七古和七絕兩體且都成立在他手裡。他的復古其實是革新，其實也是通變。

　　韓愈是提倡古文的第一個人。他在《與馮宿論文書》裡將「應事」而作的「俗下文字」與「古文」對立（《韓昌黎集》十七）；又在《答劉正夫書》裡說為文「宜師古聖賢人」（《集》十八）。他所師的古聖賢人，《進學解》列出詳目：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集》十二）

　　這就是《答李翊書》中所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集》十六）。他「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所謂「通其辭」，便是「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題歐陽生哀辭後》，《集》二十二）。他雖說過要「直似古人」（《與馮宿書》），但「取其句讀不類於今」，其實正是「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是自造新語。《舊唐書》一六〇本傳說得好：

　　〔愈〕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

　　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也道：「六經之學，絕而複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李文公集》十六）。韓愈的復古還只是通變。後來到了宋代，古文已成正宗，所以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說「天下靡然從公，複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東坡先生全集》十七）。在唐為變，在宋卻成「正」了。通變而以復古號召，就是利用這種循環論，以便取得正宗的地位。韓愈門下還有個皇甫湜，論文尚奇，更見出「務反近體」，自造新語的師傳。他有《答李生第二書》道：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于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奇正」本是兵家語，《孫子》卷五《勢》篇道：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所以「變」有「奇」義，《文選·西京賦》「盡變態乎其中」，薛綜注：「變，奇也。」六朝論文，就有「奇變」的話。《宋書》六十九《範曄傳·獄中與諸甥侄書》道：「『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可見皇甫湜尚奇，也不外乎求變。

　　唐代古文雖一直以復古為通變，詩卻從杜甫起多徑趨新變，而且「奇變不窮」。杜甫並不卑視齊、梁，而是主張「轉益多師」；又頗用心在新興的律詩上，他要「遣辭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杜少陵集詳注》三），並且自許「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呈路曹長》，《集》十八）。他「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集》十），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說他「以獨造為宗」，是不錯的。作詩這樣「以獨造為宗」的，杜甫以後，得推韓愈。歐陽修《六一詩話》道：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和席》八十二韻，《集》十）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

　　「資談笑，助諧謔」，已經是「獨造」了，而《薦士詩》稱孟郊「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集》三十二），也是自白，更見出他「獨造」的工夫。他雖「以詩為文章末事」，可是獅子搏兔，還是用全力的。杜、韓兩家影響宋詩最大。但宋人有說韓詩是「押韻之文」的，有說他「以文為詩」的；似乎他的「獨造」比較杜為甚，他是更趨向新變些。杜、韓兩家卻都並「不自知其變」；得等到宋代才有以他們為變的讀者。第一個能察變的人該推蘇軾。他《書黃子思詩集後》道：

　　餘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劃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淩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全集》六十七）

　　又曾說道：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顏始。詩之美者莫如韓文公，然詩格之變自韓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十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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