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一風雅正變(3)

一風雅正變(3)

　　《荀子》將「奸聲」和「逆氣」相提並論，這裡將「惡言」和「氣逆」相提並論，正見出樂教、詩教的相通。據《五行志》，「妖」和「夭胎」同義，是兆頭的意思。逆氣生惡言的見解，春秋末年已經有了。《國語·周語（下）》單穆公諫周景王鑄鐘，曾道：

　　夫耳內（納）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忒（原作「貳」，依王引之校改），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

　　這番話原也是論樂教的。「氣佚」，韋昭注：「氣放佚，不行於身體。」這氣就是氣質的氣。《樂記》說到「逆氣」，接著說「君子……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可見「惰慢邪辟之氣」就是「逆氣」。孔穎達《疏》以「逆氣」為「奸邪之氣」，劉向以「逆氣」為「怨謗之氣」，其實都是氣質的氣。劉向的話，和單穆公是相通的。單穆公說的是人君，「狂悖之言」指教令，劉向所謂「言之不從」說的也是在上位的人。不過他所謂「詩妖」卻專指民間歌謠而言。單穆公似乎只據常識立論；劉向有陰陽五行說作背景，說得自然複雜些。「詩妖」既指民間歌謠——那些發洩「怨謗之氣」的歌謠或「怪謠」，——而歌謠也是詩，那麼，詩也有發洩「怨謗之氣」的作用了。這種詩就是所謂「刺詩」；「刺」也就是「怨謗」。依《毛詩小序》，刺詩的數量遠過於美詩（刺詩一百二十九篇，美詩二十八篇）——所以「變風變雅」也比「風雅正經」多得多（變詩二百零六篇，正詩五十九篇）。鄭氏給《毛詩傳》作《箋》，面對這事實，自然而然會轉念頭到「詩妖」上去。借了「詩妖」說的光，他去理會《詩大序》中「變風變雅」的所謂「變」；他說「弘福如彼」「大禍如此」，將禍福強調，顯然見出陰陽五行說的色彩。他又根據天文和氣象的正變，禮的正變，以及樂的正淫，將那表見「舊俗」——舊時美俗——的風詩雅詩，定為「風雅正經」，來和「變風變雅」配對兒，這樣構成了他的風雅正變說。這一說確是他的創見。

　　風雅正變說和「詩妖」說的淵源，前人已經有指出的。清初汪琬給俞南史和汪森選的《唐詩正》作序，曾道：

　　詩風雅之有正變也，蓋自毛、鄭之學始。成周之初，雖在途歌巷謠而皆得列於「正」。幽、厲以還，舉凡出於諸侯、夫人、公卿、大夫閔世病俗之所為，而莫不以「變」名之。「正變」云云，以其時，非以其人也。……觀乎詩之正變，而其時之廢興治亂、汙隆得喪之數可得而鑒也。史家傳志五行，恒取其「變」之甚者以為「詩妖」詩孽、「言之不從」之證。故聖人必用「溫柔敦厚」為教，豈偶然哉？

　　這裡雖未明說風雅正變說出於「詩妖」說，但能將兩者比較著看，已是巨眼。「以其時，非以其人」一句話說「正變」最透徹。說到「溫柔敦厚」的詩教，是說「變風變雅」雖「變而不失正」，還可以「正人心，端世教」，正是《詩大序》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和「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的意思。惟其「變而不失正」，所以「變風變雅」並不因「變」而減少詩本身的價值。風雅正變說原只為解詩，不為評詩。不過在解詩方面，鄭氏並沒有能夠自圓其說，如前所論。至於作詩方面，本非他意旨所及，正變說自然更無啟發人處。他又說：「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陳靈公以後為什麼連變風變雅也沒有了呢？孔穎達《毛詩正義序》裡的話也許可以補充他的意思。孔氏道：「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所謂「變風息」者，他在《詩大序疏》中道：

　　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複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複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可複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兩都賦序》），此之謂也。

　　這番話將詩的發展看得太死了，有些強詞奪理。但孔氏本于班固，班固又本於孟子。孟子道：「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離婁》下）。孟子說「詩亡」，班固說「詩不作」，鄭氏不提「孔子錄」的以後的詩——陳靈公以後的詩，自有他們的理由。孟子正生在古樂衰而新樂盛的戰國時代，詩已不歌，新樂又不雅，而新的詩的傳統也還沒露一點芽兒，所以說是「詩」亡。班固跟著孟子說話；鄭氏似乎也相信孟子的意見。鄭氏生在東漢末年。四言詩從「三百篇」後一蹶不振，中間雖有擬作，也甚稀罕；到這時候才有新的樂府詩的傳統建立起來。可是樂府詩原來大部分是「街陌謠謳」，後來也只是文人爭相擬制；若說個人創作的抒情的五言詩，那要等到建安時代才誕生，等到正始時代的阮籍的手裡才長成。因而評論作詩的工拙的風氣也到建安時代才創始。鄭氏不會想到作詩方面，也是自然而然。正變說既不能圓滿的解詩，後世引用的便少。上文引過的汪琬的《唐詩正序》卻聲明由正變說以讀唐詩，他道：

　　有唐三百年之間，能者間出。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雕刻組繢，猶不免陳、隋之遺。開元、天寶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家聯衽接踵，或近於跌宕流逸，或趨於沉著感憤，正矣，有變焉。降而大曆以訖貞元，典刑具在，往往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與？自是以後，其詞愈繁，其聲愈細，而唐遂陵夷以底於亡，說者比諸《曹》、《鄶》「無譏」焉。凡此皆時為之也。

　　當其盛也，人主勵精於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於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故其發之於詩率皆從容而爾雅。讀者以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訐，在野則戎馬之交訌，政繁刑苛，人氣愁苦。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者為多，最下則浮且靡矣。雖有賢人君子，亦嘗博大其學，掀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卒不能進及於前。讀者以為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系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隆汙系焉。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誇尚，夫豈足以語此？

　　汪氏論正變，只是說詩反映時代，毫不帶陰陽五行說的色彩；這就跟鄭氏大不相同。我們現在也還是這種意見——一切文學反映時代。汪氏說「讀者以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讀者以為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可以補充鄭氏的理論；提出「作者」，他的正變說便不專為解詩，而是兼為評詩了。他說李白「跌宕流逸」，杜甫「沉著感憤」，又說「最下則浮且靡」，「雖有賢人君子，……卒不能進及於前」，都是在評詩。詩到唐代，個人創作的傳統已幾經遞嬗，「作者」和詩本身的價值的重要，早經公認。論唐詩的不但要「以其時」，還要「以其人」、以其詩。汪氏由正變說以讀唐詩，而不能不牽涉到評詩，也還是個自然而然。他又提到初唐詩「雕刻組繢，猶不免陳、隋之遺」，這又牽涉到作詩方面；又提到「後之言詩者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誇尚」，是兼論評詩和作詩。按他的正變說，陳、隋「雕刻組繢」跟後來作詩求「一字一句之工」也該是「變」，不過變而「失正」罷了。這樣將正變說引用到評詩和作詩兩方面，是鄭氏想不到的。這兩方面的引用，起源遠在六朝，後來逐漸發展。汪氏自然也受到影響。這可以稱為詩體正變說；從鄭氏的風雅正變說出來，卻不是直線的發展，而是「旁逸斜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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