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一風雅正變

一風雅正變(1)

　　正變

　　一風雅正變

　　鄭玄《詩譜序》云：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周自後稷播種百谷，黎明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以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烹）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這一番議論有許多來歷。第一是審樂知政，本于《左傳》季劄觀樂的記載（襄公二十九年）和《禮記·樂記》。第二是知人論世，本於《孟子》。第三是美刺，本於《春秋》家和《詩序》。這些都只承用舊說，加以發揮和變化。最後是「變風變雅」，本於《詩大序》。《大序》云：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孔穎達《疏》云：

　　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複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變風變雅」原義只是如此；「變風變雅」的「變」就是「達於事變」的「變」，只是常識的看法，並無微言大義在內。孔《疏》以「變改正法」為「變」，「正」「變」對舉，卻已是鄭氏的影響。鄭氏將「風雅正經」和「變風變雅」對立起來，劃期論世，分國作譜，顯明禍福，「作後王之鑒」，所謂風雅正變說，是他的創見。他這樣綜合舊來四義組成他自己的系統的詩論。這詩論的系統可以說是靠正變說而完成，不過正變說本身並沒有能夠圓滿的完成。他所謂「風雅正經」和「變風變雅」，有些並無確切的分別。如《鄭譜》云：「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秦譜》云：「至［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禦之好。國人美之，翳（秦）之變風始作（翳，伯翳也，秦是伯翳的後人）。」「宜之」「美之」自然是美詩了，怎麼也會是「變風」呢？《雅》詩裡也有同樣的情形，《小大雅譜》曾解釋道：

　　《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這個解釋不能自圓其說是顯然的。而《豳譜》敘《七月》詩曲折更多：

　　周公……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更曲折的，鄭氏將《七月》詩分為風雅頌三段；一詩備三體，這是唯一的例子。風雅正變說本身既不完密，後世修正的很多，但到底不能通而無礙。也有根本懷疑這一說的，如葉適的話：

　　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為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二南》王者所以正天下，教則當然，未必其風之然也。《行露》之「不從」，《野有死麇》之「惡」，雖正於此而變於彼矣。若是則詩無非變，將何以存！季劄聽詩，論其得失，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嘗及變。夫為言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順其義之所出，而於性情輕別之，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于正變強分之——守虛會而迷實得，以薄意而疑雅言，則有蔽而無獲矣。（《習學記言序目》卷六）

　　這番話甚為有理，但鄭氏立說，也有他的背景在那裡。

　　《說文》三下《攴部》：「變，更也。」《淮南子·汜論訓》篇「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高誘注：「變，改也。」《荀子·不苟》篇「變化代興」，楊倞注：「改其舊質謂之變」。這是「變」的通義。但是「變」還有許多別義；最重要的，就是「變化」；「變」就是「化」。不過「變化」一詞中的「變」和「化」原來也有些分別，上面舉的《荀子》的話便是例子。還有《易·繫辭傳》裡的「變化」，據虞翻和荀爽的注，「在天為變，在地為化」，也是大同小異。「在天為變」這看法關係很大。《莊子·逍遙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郭慶藩《莊子集釋》裡道：「辯與正對文，辯讀為變。《廣雅》：『辯，變也』，辯、變古通用。」這是不錯的。正辯就是正變。《管子·戒》篇也有「禦正六氣之變」一語。正變對文，這兩處似乎是最早見。六氣，司馬彪說是陰陽風雨晦明。郭象注這幾句有道：「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禦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也。」陰陽風雨晦明都關於氣象；「天有不測風雲」，所以要「禦」變。郭象「以自然為正」，言之成理；但牽及萬物，似乎不是原語意旨所在。原語上文說「列子禦風而行」，「天地」似乎就指氣象，跟「六氣」同義異詞。郭注又道：「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似乎以為六氣雖變化而失自然，只要隨順就成。但是以失自然為變，不如以失常為變。《素問·六節藏象論》云：「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承襲也），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王冰注：「變謂變易天常。」這似乎明白些。可是《白虎通·災變》篇也道：「變者，非常也。」接著卻引《樂稽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這就複雜起來。《繫辭傳》、《莊子》、《白虎通》都說的「在天為變」，但《繫辭傳》以變為正為常，《莊子》以變為非正，《白虎通》以變為非常，各不相同。《莊子》裡的看法也許比《繫辭傳》早；前者似乎是一般常識，後者實在是一派哲學。《白虎通》代表漢儒的看法，雖然也從常識出發，而經過當世盛行的陰陽五行說渲染了一番，便另是一副面目。

　　漢儒以為天變由於失政，是對於人君的一種警告。《漢書》二十六《天文志》論的最詳：

　　經星常宿……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狹；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曆鬥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鄉（響）之應聲。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禍福「昭昭在斯」，足作人君之「鑒」。但天變有時也不一定告警，如上引《樂稽耀嘉》所謂「禹將受位，天意大變」，《宋書·禮志》（十四）說「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便是的。

　　不過禹是聖王，當看作例外；後世天變總以示災為主，所以「災變」連為一詞，《白虎通》專篇討論。注意天變，並不始於漢代，《天文志》道：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

　　春秋時已經候察天變，而戰國以來更急。兵革、饑饉、疾疫使人民愁苦不能聊生。「臣主共憂患」，急著要找出路。天變示警，可以讓「明君睹之而寤」，正是一條出路。這原是適應實際的需要的，後來便凝定為一種學說，作為人君施政的指針了。「變」對「正行」而言。《天文志》又云：

　　夫曆者，正行也。……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屍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星經》見其常然，因以為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十月之交》）《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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