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三溫柔敦厚(3)

三溫柔敦厚(3)

　　漢以後時移世異，又書籍漸多，學者不必專讀經，經學便衰了下來。諷誦《詩》的少了，引《詩》的自然也就少了。樂府詩雖然代「三百篇」而興，可是應用不廣，不能取得「三百篇」的權威的地位；建安以來，五言詩漸有作者，他們更沒有涵蓋一切的力量。著述裡自然不會引用這些詩。《詩》教的傳統因而大減聲勢。不過漢末直到初唐的詩雖然多「緣情」而少「言志」，而「優遊不迫」，還不失為溫柔敦厚；這傳統還算在相當的背景裡生活著。盛唐開始了詩的散文化，到宋代而大盛；以詩說理，成為風氣。於是有人出來一面攻擊當代的散文化的詩，一面提倡風人之詩。這種意見北宋就有，而南宋中葉最盛。這是在重振那溫柔敦厚的《詩》教。一方面道學家也論到了《詩》教。道學家主張「文以載道」，自然也主張「詩以言志」。當時《詩》教既經下衰，詩又在散文化，單說「溫柔敦厚」已經不足以啟發人，所以他們更進一步，以《論語》所記孔子論《詩》的「思無邪」一語為教；他們所重在道不在詩。北宋程子、謝良佐論《詩》，便已特地拈出這一語，但到了南宋初，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裡才更強調主張，他成為這一說的重要的代表。他以為「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以為「《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朱子卻覺得如此論《詩》牽強過甚，以為不如說「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又道：「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為辨駁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這便圓融得多了。

　　朱子可似乎是第一個人，明白的以「思無邪」為《詩》教。在《呂氏詩記》的序裡，他雖然還是說「溫柔敦厚之教」，但在《詩集傳》的序裡論「《詩》之所以為教」，便只發揮「思無邪」一語。他道：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

　　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至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

　　這是以「思無邪」為《詩》教的正式宣言。文中以正邪善惡為准，是著眼在「為人」上。我們覺得以「思無邪」論《詩》，真出於孔子之口，自然比「溫柔敦厚」一語更有分量；但當時去此取彼，卻由於道學眼。其實這兩句話一正一負，足以相成，所謂「合之則兩美」。道學眼也無妨，只要有一隻眼看在詩上。文中從學者方面說到「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闡明詩是怎樣教人。又從作詩方面說到所感有純有雜，純者固足以為教，雜者可使上之人「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也足以為教。這都足以補充溫柔敦厚說之所不及。原來不論「溫柔敦厚」也罷，「無邪」也罷，總有那些不及中的。前引孔穎達說人君以「六經」教民，「能與民至極」者少，「未能行之至極」者多，可是都算行了六藝之教。那是說「教」雖有參差，而為教則一——《詩》教自然也如此。朱子卻是說，《詩》雖有參差，而為教則一。經過這樣補充和解釋，《詩》教的理論便圓成了。但是那時代的詩盡向所謂「沉著痛快」一路發展。一方面因為散文的進步，「文筆」「詩筆」的分別轉成「詩文」的分別，選本也漸漸詩文分家，不再將詩列在「文」的名下，像「文選」以來那樣。詩不是從前的詩了，教也不及從前那樣廣了：「溫柔敦厚」也好，「無邪」也好，《詩》教只算是僅僅存在著罷了。這時代卻有用「溫柔敦厚」論文的，如楊時《龜山集》十《語錄》云：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衺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這簡直將《詩》教整套搬去了，雖然他還是將詩包括在「文」裡。這時代在散文的長足的發展下，北宋以來的「文以載道」說漸漸發生了廣大的影響，可以說成功了「文教」——雖然並沒有用這個名字。於是乎「六經」都成了「載道」之文——這裡所謂「文」包括詩；——於是乎「文以載道」說不但代替了《詩》教，而且代替了六藝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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