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二著述引詩(3)

二著述引詩(3)

　　這是無語的隱語，所以「眾怪不知其故」。又，解釋入樂《詩》篇的意義的，如《禮記·射義》云：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這中間《狸首》篇是逸《詩》。

　　漢人著述引《詩》之多，用《詩》之廣，由以上各項可見。無論大端細節，他們都愛引《詩》，或斷或證——這自然非諷誦爛熟不可。陳喬樅所謂「上推天人性理」，「下究萬物情狀」，以至「古今得失之林」，總而言之，就是包羅萬有。春秋以後，要數漢代能夠盡《詩》之用。春秋用《詩》，還只限於典禮、諷諫、賦《詩》、言語；漢代典禮別制樂歌，賦《詩》也早已不行，可是著述用《詩》，範圍之廣，卻超過春秋時。孔子道：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這是《詩》教的意念的源頭。孔子的時代正是《詩》以聲為用到《詩》以義為用的過渡期，他只能提示《詩》教這意念的條件。到了漢代，這意念才形成，才充分的發展。不過無論怎樣發展，這意念的核心只是德教、政治、學養幾方面——阮元所謂政治言行，——也就是孔子所謂興、觀、群、怨。「溫柔敦厚」一語便從這裡提煉出來。《論語》中孔子論《詩》、禮、樂甚詳，而且說：

　　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

　　好像看作三位一體似的。因此《經解》裡所記孔子論《詩》教、樂教、禮教的話，便覺比較親切而有所依據，跟其他三科幾乎全出於依託的不同。漢代《詩》和禮樂雖然早已分了家，可是所謂「溫柔敦厚」，還得將《詩》禮樂合看才能明白。《韓詩外傳》八有一個《詩》的故事：

　　〔魏〕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蒼唐〕對曰：「好《詩》。」文侯曰：「于《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郁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原無末七字。許維遹先生據《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與《御覽》七七九補。）於是文侯大悅，……遂廢太子䜣，召中山君以為嗣。

　　這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西漢王褒作《四子講德論》，已經引用。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三列舉「興於《詩》」的事例，第一件便是「子擊（中山君名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其次是周磐。《後漢書》六十九本傳云：

　　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召南·汝墳》末章道：「魴魚頳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周磐是「興於《詩》」「而為親從仕」（《紀聞》語）的。後世因讀誦而興的例子還有些，多半也是「興於《詩》」；而以孝思為主。這些都是實踐的溫柔敦厚的《詩》教。可是探源立論，事親事君都是禮的節目，而禮樂是互相為用的，是相反相成的；所以要瞭解《詩》教的意義，究竟不能離開樂教和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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