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一六藝之教

一六藝之教

　　詩教

　　一六藝之教

　　「詩教」這個詞始見於《禮記·經解》篇：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經典釋文》引鄭玄說：「《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得失。」這裡論的是六藝之教；《詩》教雖然居首，可也只是六中居一。

　　《禮記》大概是漢儒的述作，其中稱引孔子，只是儒家的傳說，未必真是孔子的話。而這兩節尤其顯然。《淮南子·泰族》篇也論六藝之教，文極近似，不說出於孔子：

　　六藝異科而皆同道（《北堂書鈔》九十五引作「六藝異用而皆通」）。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譏）辯義（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裁）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

　　「六藝」本是禮、樂、射、禦、書、數，見《周官·保氏》和《大司徒》；漢人才用來指經籍。所謂「六藝異用而皆通」，馮友蘭先生在《原雜家》裡稱為「本末說的道術統一論」；也就是漢儒所謂「六學」。六藝各有所以為教，各有得失，而其歸則一。《泰族》篇的「風」「義」「為」「化」「靡」其實都是「教」；《經解》一律稱為「教」，顯得更明白些。——《經解》篇似乎寫定在《淮南子》之後，所論六藝之教比《泰族》篇要確切些。《泰族》篇「詩風」和「書教」含混，《經解》篇便分得很清楚了。

　　漢儒六學，董仲舒說得很明白，《春秋繁露·玉杯》篇云：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

　　他將六藝分為「《詩》《書》」「《禮》《樂》」「《易》《春秋》」三科，又說「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可見並不特別注重詩教，和《經解》篇、《泰族》篇是相同的。《漢書》八十八《儒林傳敘》也道：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藝（原作「學」，從王念孫《讀書雜誌》校改）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及至秦始皇……六學從此缺矣。……

　　這就是「異科而皆同道」了。六藝中早先只有「《詩》《書》《禮》《樂》」並稱。《論語·述而》：「《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泰伯》：「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前者《詩》《書》和禮並稱，後者《詩》和禮樂並稱。《莊子·徐無鬼》篇：「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從王先謙《荀子集解》引劉台拱說加「道」字）；「《詩》《書》《禮》《樂》」已經是成語了。《詩》《書》《禮》《樂》加上《易》《春秋》，便是「六經」，也便是六藝。《莊子·天運》篇和《天下》篇都曾列舉《詩》《書》《禮》《樂》《易》《春秋》，前者並明稱「六經」，《荀子·儒效》篇的另一處卻只舉《詩》《書》《禮》《樂》《春秋》，沒有《易》；可見那時「六經」還沒有定論。段玉裁《說文解字敘注》裡談到這一層：

　　周人所習之文，以《禮》《樂》《詩》《書》為急。故《左傳》曰：「說《禮》《樂》而敦《詩》《書》」，《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而《周易》，其用在蔔筮，其道取精微，不以教人。《春秋》則列國掌于史官，亦不以教人。故韓宣子適魯，乃見《易》象與魯《春秋》；此二者非人所常習明矣。

　　段氏指出《易》《春秋》不是周人所常習，確切可信。不過周人所習之文，似乎只有《詩》《書》；禮樂是行，不是文。《禮古經》等大概是戰國時代的記載，所以孔子還只說「執禮」；樂本無經，更是不爭之論。而《詩》在樂章，古籍中屢稱「詩三百」，似乎都是人所常習；《書》不便諷誦，又無一定的篇數，散篇斷簡，未必都是人所常習。《詩》居六經之首，並不是偶然的。

　　董仲舒承用舊來六經的次序而分《詩》《書》、《禮》《樂》、《易》《春秋》為三科，合于傳統的發展。西漢今文學序列六藝，大致都依照舊傳的次第。這次第的根據是六學發展的歷史。後來古文學興，古文家根據六藝產生的時代重排它們的次序。《易》的八卦，傳是伏羲所畫，而《書》有《堯典》，這兩者該在《詩》的前頭。所以到了《漢書·藝文志》，六藝的次序便變為《易》、《書》、《詩》、《禮》、《樂》、《春秋》；《儒林傳》敘列傳經諸儒，也按著這次序。《詩經》改在第三位。一方面西漢陰陽五行說極盛。漢儒本重通經致用；這正是當世的大用，大家便都偏著那個方向走。於是乎《周易》和《尚書·洪范》成了顯學。而那時整個的六學也多少都和陰陽五行說牽連著；一面更都在竭力發揮一般的政教作用。這些情形，看《漢書·儒林傳》就可知道：

　　《易》　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梁丘〕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京房……以明災異得幸。……費直……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高相……治《易》……專說陰陽災異。

　　《書》　許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曆》。李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

　　《詩》　申公……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即以為大中大夫，……議明堂事。……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王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系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禮》　魯徐生善為頌（容）。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孫延、襄。……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

　　《春秋》　眭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

　　這裡《易》《書》《春秋》三家都說「陰陽災異」。而見於別處的，《齊詩》說「五際」，《禮》家說「明堂陰陽」，也一道同風。這也是所謂「異科而皆同道」，不過是另一方面罷了。

　　「陰陽災異」是所謂天人之學；是陰陽家言，不是儒家言。漢儒推尊孔子，究竟不能不維持儒家面目，不能奉陰陽家為正傳；所以一般立說，還只著眼在人事的政教上。前節所引《儒林傳》，《易》主蔔筮，《詩》當諫書，《禮》習容儀，正是一般的政教作用。而《書》「長於事」。《尚書大傳》記子夏對孔子論《書》道：「《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這幾句話可以說明所謂《書》教。《春秋》「長於治人」。《春秋繁露·精華》篇：「《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漢書》三十《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後漢書》七十八《應劭傳》記著應劭的話：「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這就是《春秋》之教。這些是所謂六學，「異科而皆同道」所指的以這些為主。就這六學而論，應用最廣的還得推《詩》。《詩》《書》傳習比《禮》《易》《春秋》早得多，上文已見。阮元輯《詩書古訓》六卷，羅列先秦、兩漢著述中引用《詩》《書》的章節；《續經解》本分為十卷，《詩》占七卷，《書》只有三卷。可見引《詩》的獨多。這有三個原故：《漢書·藝文志》云：「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詩》因諷誦而全，因諷誦而傳，更因諷誦而廣傳。《周易》也並無亡佚，《漢書·儒林傳敘》云：「及秦禁學，《易》為蔔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可是《易》在漢代雖然成了顯學，流傳之廣到底不如《詩》。這就因為《詩》一向是諷誦在人口上的。清勞孝輿《春秋詩話》卷三論引詩道：

　　〔春秋時〕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台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可以誦讀而稱引者，當時止有《詩》《書》。然《傳》之所引，《易》乃僅見，《書》則十之二三。若夫《詩》，則橫口之所出，觸目之所見，沛然決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夢寐間所呻吟也。豈非《詩》之為教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厭飫之者，至深遠而無涯哉？

　　這裡所說的雖然不盡切合當日情形，但《詩》那樣的諷誦在人口上，確是事實。——除了無亡佚和諷誦兩層，詩語簡約，可以觸類引申，斷章取義，便於引證，也幫助它的流傳。董仲舒說：「《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是就解經論，不就引文論。——王應麟以為「《詩》無達詁」就是《孟子》的「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不錯的。——就引文論，像《詩》那樣富於彈性，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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