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二興義溯源(2)

二興義溯源(2)

　　《詩序》主要的意念是美刺，《風》《雅》各篇序中明言「美」的二十八，明言「刺」的一百二十九，兩共一百五十七，占《風》《雅》詩全數百分之五十九強。其中興詩六十七，美詩六，刺詩六十一，占興詩全數百分之五十八弱。美刺並不限於比興，只一般的是詩的作用，所謂「詩言志」最初的意義是諷與頌，就是後來美刺的意思。古代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詩經》說到作詩之意的有十二篇，都不外乎諷與頌。不過這十二篇只有兩篇《風》詩，其餘全在大小《雅》裡。《風》詩大概不出於民間↑③↑，但與《小雅》的一部分都非「獻詩」，是可無疑的。劉安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多少說著了這部分詩的性質與作用。這是歌謠，可是貴族的歌謠。春秋用《風》詩比較的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引用《曹風·候人》，這是開始。勞孝輿《春秋詩話》二云：

　　春秋至僖公二十四年為八十年矣。至此始引用列國之風，前所引者皆《雅》《頌》。可知《風》詩皆隨時所作，如《碩人》、《清人》之類是也。而左氏不悉標出者，大抵《風》詩未必有切指之題。《小序》之傅會，可盡信哉！

　　賦《風》詩卻以文公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篇為始見。勞氏因此推想「《風》詩皆隨時所作」，舉《碩人》、《清人》等篇為例。但作詩時代，《左傳》有記載的只有《碩人》、《清人》、《載馳》、《黃鳥》四篇。據這四篇而推論其餘的一百五十六篇《風》詩皆春秋中葉後隨時所作，實難征信。大約《風》詩（和《小雅》一部分）入樂較晚，而當時詩以聲為用，入樂以後，才得廣傳，因此引的賦的也便晚了。不過勞氏說，「《風》詩未必有切指之題，《小序》之傅會，可盡信哉！」卻是重要的意見。原來自從僖公二十四年以後，引《風》詩賦《風》詩的都很不少。《雅》《頌》本多諷頌之作，斷章取義與原義不致相去太遠；《風》詩卻少諷頌之作，斷章取義往往與原義差得很遠。這在當時是無妨的。後來《毛詩》卻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說解，在《風》詩（及《小雅》的一部分）便更覺支離傅會了。而譬喻的句子（比興）尤其是這樣。

　　「美刺」之稱實在本於《春秋》家。公羊、穀梁解經多用「褒貶」字，也用「美惡」字。《公羊》隱公七年《傳》云：

　　「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又如僖公十年「晉殺其大夫裡克」《傳》云：

　　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踴（何休注，豫也。）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昌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這都是「美惡」並言，是實字，是名詞。「美惡」是當時成語，有時也用為形容詞和副詞。又《穀梁》僖公元年《傳》云：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政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又如僖公九年《傳》云：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日）也。

　　這是專說「美」的，「美」字虛用，是動詞。「惡」字如此虛用的例，兩傳中未見。卻有「刺」字，只《穀梁傳》中一見。莊公四年《傳》云：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不復仇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這裡「美」和「刺」該就是《毛詩》所本。但兩傳所稱「美惡」「美刺」，都不免穿鑿之嫌，毛鄭大概也受到了影響。《詩經》中可也一見「美刺」的「刺」字。《魏風·葛屨》篇末述作詩之意云：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這是刺詩的內證，足為美刺說張目。按美，善也，《詩序》中也偶用「嘉」字。刺，責也，《詩序》中也偶用「責」「誘」「規」「誨」等字，更常用「戒」字。如《秦風·終南序》雲，「戒襄公也。」首章「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傳》也說，「宜以戒不宜也。」《序》、《傳》相合顯然。可是《詩序》據獻詩諷頌的史跡，卻採用了《春秋》家的名稱，似乎也不是無因的。《孟子·滕文公》下云：

　　興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趙岐注：「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又《離婁》下云：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焦循《孟子正義》說：「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是確切的解釋。所謂「義」是什麼呢？偽孫奭《疏》云：

　　蓋《春秋》以義斷之，……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耳。

　　在史是褒貶，在詩就是諷頌。孟子似乎是說，獻詩的事已經衰廢了，孔子寓諷頌之意于史，作《春秋》，賞善罰惡，以垂教於天下後世，所以「亂臣賊子懼」。《詩》與《春秋》在《孟子》書中，相關既如此之密切，那麼，序《詩》的人參照詩文，採用「美刺」的名稱，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孔子時賦詩不行，雅樂敗壞，詩和樂漸漸分家。所以他論詩便側重義一方面。他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論語集解》引包鹹曰：「歸於正」。按「思無邪」見《魯頌·駉》篇末章，下句是「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牧馬使可走行。」全詩詠牧馬事。陳奐于首章說云：「思，詞也。斯，猶其也。『無疆』『無期』，頌禱之詞。『無斁』『無邪』，又有勸戒之義焉。『思』皆為語助。」「無邪」只是專心致志的意思，孔子當是斷章取義。他又說：

　　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

　　又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陽貨》）

　　這都是從「無邪」一義推演出來的。孔子以「無邪」論詩，影響後世極大。《詩大序》所謂「正得失」，所謂「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都是「無邪」一語的注腳。《毛詩》、《鄭箋》的基石，可以說便是這個意念。至於《傳》、《箋》的方法，卻受於孟子為主，但曲解了孟子。孟子時雅樂衰亡，新聲大作，詩樂完全分家，詩更重義一方面。他說詩雖然還不免有斷章取義之處，但他開始注重全篇的說解了。《萬章（上）》，咸丘蒙問道：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孟子答道：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這是論《小雅·北山》詩。全詩主旨在咸丘蒙所舉四句之下的「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二句，孟子的意見是對的。咸丘蒙是斷章取義，孟子卻就全篇說解。這是一個新態度。春秋賦詩，雖有全篇，所重在聲，取義甚少。引詩卻有說全篇意義的。如《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杜注云：「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為用。」但只此一例，出於偶然。到了孟子，才有意的注重全篇之義；他和咸丘蒙論《北山》詩，和公孫醜論《小弁》、《凱風》的怨親不怨親（《告子（下）》），都是就全篇而論。而在對咸丘蒙的一段話裡，更明顯的表示他的主張。「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便指斷章取義而言，他反對那樣的說詩。「以意逆志」趙注云：

　　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

　　《說文》二下《辵部》：「逆，迎也。」《周禮·天官·司會》「以逆都鄙官府之志」，《司書》「以逆群吏之征令」，鄭玄都注云：「逆受而鉤考之。」又《地官·鄉師》「以逆其役事」，鄭注也道：「逆猶鉤考也。」以己之意「迎受」詩人之志而加以「鉤考」，與「詩所以合意」正相反。如何以己之意「鉤考」詩人之志呢？趙氏舉出「人情不遠」之說，是很好的。但還得加一句，逆志必得靠文辭。文辭就是字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固然不成，但離開字句而猜全篇的意義也是不成的。孟子論《北山》等三詩，似乎只靠文辭說解詩義；他並不曾指出這些是何時何人的詩。到此為止的「以意逆志」是沒有什麼流弊的。但孟子還說了一番話：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上）論古之人。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下）》）

　　這一段只重在「尚論古之人」，「誦詩」「讀書」與「知人論世」各是一事，並不包含「誦詩」「讀書」必得「知人論世」才能瞭解的意思。《毛詩》、《鄭箋》跟著孟子注重全篇的說解，自是正路。但他們曲解「知人論世」，並死守著「思無邪」一義膠柱鼓瑟的「以意逆志」，於是乎就不是說詩而是證史了。斷章取義而以「思無邪」論詩，是無妨的。根據「文辭」「以意逆志」，或「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也可以多少得著「作詩者之意」，因為人情是不相遠的。他們卻據「思無邪」一義先給「作詩者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這模型裡「以意逆志」，以詩證史，人情自然顧不到，結果自然便遠出常人想像之外了。固然《傳》、《箋》以詩證史，也自有他們的客觀標準，便是《詩經》中的國別與篇次；鄭氏根據了這些，系統的附合史料，便成了他的《詩譜》。但國別與篇次都是在詩外的不確切的標準，與詩義相關極少，不足為據。就在這種附合支離的局面下，產生了賦比興的解釋；而比興義去常情更遠，最為纏夾，可也最受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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