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二興義溯源

二興義溯源(1)

　　春秋時列國大夫聘問，通行賦詩言志，詳見《左傳》。賦詩多半是自唱，有時也教樂工去唱；唱的或是整篇詩，或只選一二章詩。當時人說話也常常引詩為證。所賦所引的詩，大多數在「詩三百」裡。賦一章詩的似乎很多。《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盧蒲癸說：「賦詩斷章，餘取所求焉。」杜預注：「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餘取所求焉」也就是《國語》師亥說的「詩所以合意」（《魯語》下）。賦詩只取一二章，並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作「斷章取義」，引詩也是如此。這些都是借用古詩，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作詩人之意」是不問的。最顯著的例是《左傳》成公十二年晉卻至對楚子反的話：

　　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扡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夭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這四句詩都在《周南·兔罝》篇裡，前二句在首章，後二句在三章。那三章詩是複遝的，「赳赳武夫」二句（次章下句作「公侯好仇」），三章句法相同，意思自然一樣。卻至為了自己辯論的方便，硬將這四句說成相反兩義，當然是穿鑿，是附合支離。不過他是引詩為證，不是說詩；主要的是他的論旨，而不是詩的意義。看《左傳》的記載，那時卿大夫對於「詩三百」大約都熟悉，各篇詩的本義，在他們原是明白易曉，正和我們對於皮黃戲一般。他們聽賦詩，聽引詩，只注重賦詩的人引詩的人用意所在；他們對於原詩的瞭解，是不會跟了賦詩引詩的人而歪曲的。好像後世詩文用典，但求舊典新用，不必與原義盡合；讀者欣賞作者的技巧，可並不會因此誤解原典的意義。不過注這樣詩文的人該舉出原典，以資考信。毛鄭解《詩》卻不如此。「詩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當時義本易明。到了他們手裡，有意深求，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去說解，以斷章之義為全章全篇之義，結果自然便遠出常人想像之外了。而說比興時尤然。

　　《左傳》所記賦詩，見於今本《詩經》的，共五十三篇：《國風》二十五，《小雅》二十六，《大雅》一，《頌》一。引詩共八十四篇：《國風》二十六，《小雅》二十三，《大雅》十八，《頌》十七。重見者均不計。再將兩項合計，再去其重複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國風》四十六，《小雅》四十一，《大雅》十九，《頌》十七，占全詩三分之一強，可見「詩三百」當時流行之盛之廣了。賦詩各篇中《毛傳》定為興詩的二十六，引詩中二十一；兩項合計，去重複，共四十篇，占興詩全數三分之一弱。賦詩顯用喻義的九篇，有七篇興詩。引詩顯用喻義的十篇，有五篇興詩。現在只舉《左傳》明言喻義而與《毛詩》相合的五篇，依《左傳》中次序。先說賦詩。文公四年《傳》云：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按《毛詩·湛露·序》、《傳》云：

　　《湛露》，天子宴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幹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幹。）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略）

　　合看《序》、《傳》，正是「天子當陽，諸侯用命」的意思。又襄公十六年《傳》說齊國再伐魯國，魯國派穆叔聘晉，並求援助。他「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杜注：鳩，集也。）按《鴻雁·序》云：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詩卒章《傳》云：

　　鴻雁於飛，哀鳴嗷嗷。（未得所安集，則嗷嗷然。）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

　　「安集」之義，正本《左傳》。又襄公十九年《傳》云：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能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按《黍苗·序》、《傳》云：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行貌。）

　　所謂「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也本于《左傳》。

　　次記引詩。文公七年《傳》云：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

　　按《葛藟·序》、《傳》云：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綿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綿綿，長不絕之貌。水崖曰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所謂「棄其九族」、「兄弟之道已相遠」，都本于《左傳》。陳奐云：「此詩因葛藟而興，又以葛藟為比，故《毛傳》以為興，《左傳》則以為比。」《左傳》的「比」只是譬喻，與《毛傳》的興兼包「發端」一義者不同，陳說甚確。但他下文又說：「蓋言興而比已寓焉矣」，那卻糊塗了。又襄公三十一年《傳》云：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用）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按《桑柔》五章《傳》云：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毖，慎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誰能執熱」二句《傳》幾乎全與《左傳》同。《桑柔》是興詩，但這兩句卻是《大序》所謂「比」。以上五例，一方面看出斷章取義或詩以合意的情形，一方面可看出《毛詩》比興受到了《左傳》的影響。但春秋時賦詩引詩，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對的背景之下，儘管斷章取義，還是親切易曉。《毛詩》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卻沒了那背景，所以有時便令人覺得無中生有了。《鄭箋》力求系統化，力求泯去斷章的痕跡，但根據態度與《毛傳》同，所以也還不免無中生有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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