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四作詩言志(3)

四作詩言志(3)

　　「稱詩言志」，並以「體物書時」。「體物」「書時」雖是「緣情」一面，「高情」「妙理」卻是人生義理；詩兼「言志」「緣情」兩用，而所謂「言志」還是皈依舊傳統的。又譚友夏《王先生詩序》云：

　　予又與之述故聞曰，詩以道性情也。……夫性情，近道之物也。近道者，古人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

　　這裡雖只說「道性情」，不提「言志」，但所謂「近道之物」、「微婉之思」，其實還是「言志」論。清代袁枚也算得一個文壇革命家，論詩也以性靈為主；到了他才將「詩言志」的意義又擴展了一步，差不離和陸機的「詩緣情」並為一談。他在《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中說道：

　　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言。《三百篇》不盡學者作也。（《小倉山房文集》十九）

　　勞人思婦都是在「言志」，這是前人不曾說過的。可是在《隨園詩話》一文裡他又道：

　　《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

　　那麼，他所謂「言志」「言情」只是一個意義了。這是將「詩言志」的意義第三次引申，包括了「歌食」「歌事」和「哀樂之心」「各言其傷」那些話。

　　袁氏以為「詩言志」可以有許多意義，在《再答李少鶴書》列舉他以為的：

　　來劄所講「詩言志」三字，曆舉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詩人有終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詩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興到，流連光景，即事成詩之志；「志」字不可看殺也。謝傅游山，韓熙載之縱伎，此豈其本志哉！（《小倉山房尺牘》十）

　　這裡「志」字含混著「情」字。列舉的各項，界劃不盡分明。「終身之志」似乎是出處窮通，「事外之志」似乎是出世的人生觀；這些是與舊傳統相合的。別的就不然。作例的「謝傅遊山」也合於「詩言志」的舊義，上文已論。「韓熙載之縱伎」也許是所謂「詩外之志」，就是古詩所謂「行樂須及時」；但「發乎情」而不「止乎禮義」，只是「緣情」或「言情」，不是傳統的「言志」。不過袁氏所謂「言情」卻又與「緣情」不同。他在《答蕺園論詩書》裡說願效白傅（白居易）、樊川（杜牧），不願刪自己的「緣情詩」，並有「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的話（《小倉山房文集》三十）。那麼，他所謂「緣情詩」，只是男女私情之作，這顯然曲解了陸機原語。然而按他所舉那「縱伎」的例，似乎就是這種狹義的「緣情詩」也可算作「言志」。這樣的「言志」的詩倒跟我們現代譯語的「抒情詩」同義了。「詩緣情」那傳統直到這時代才算真正抬起了頭。到了現在，更有人以「言志」和「載道」兩派論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說這兩種潮流是互為起伏的。所謂「言志」是「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願意講的話」；所謂「載道」是「以文學為工具，再借這工具將另外的更重要的東西——道——表現出來」。這又將「言志」的意義擴展了一步，不限於詩而包羅了整個兒中國文學。這種局面不能不說是袁枚的影響，加上外來的「抒情」意念——「抒情」這詞組是我們固有的，但現在的涵義卻是外來的——而造成。現時「言志」的這個新義似乎已到了約定俗成的地位。詞語意義的引申和變遷本有自然之勢，不足驚異；但我們得知道，直到這個新義的擴展，「『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其原實一」。

　　與「詩言志」這一語差不多同時或較早，還有「言以足志」一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贊子產道：

　　志（古書）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

　　杜注：「足，猶成也。」照《左傳》的記載及孔子的解釋，「言」是「直言」，「文」是「文辭」。言以成意，還只是說明；文以行遠，便是評價了。這與「詩言志」原來完全是兩回事，後世卻有混而為一的。唐中葉古文運動先驅諸人，往往如此。如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云：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玩之于陸而無涉川之用。（《毗陵集》十三）

　　他以「足志」「足言」為諷頌（比興），便是「詩言志」的影響，而不是那兩句話的本義了。又有將這兩句話與《詩大序》的話參合起來的，如尚衡《文道元龜》論「志士之文」云：

　　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全唐文》三九四）

　　論文而「言」「志」並舉，自然從孔子的話來，而「有所諷」「有所之」卻全是《詩大序》的意思。又柳冕《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云：

　　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音。……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全唐文》五二七）

　　這裡「志」「言」「文」並舉，卻簡直抄襲了《詩大序》的句子；「文」是所謂文教合一的文，作用正在諷與頌。柳冕又有《與徐給事論文書》云：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系于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全唐文》五二七）

　　也是「志」「言」「文」並舉，也抄《詩大序》，可是「志」之外又疊床架屋加上一個「道」，這是六朝以來「文以明道」說的影響。道的概念比志的概念廣泛得多，用以論文，也許合適些。「文以言志」說雖經醞釀，卻未確立，大概就是這個原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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