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四作詩言志(1)

四作詩言志(2)

　　「詩言志」一語雖經引申到士大夫的窮通出處，還不能包括所有的詩。《詩大序》變言「吟詠情性」，卻又附帶「國史……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的條件，不便斷章取義用來指「緣情」之作。《韓詩》列舉「歌食」「歌事」，班固渾稱「哀樂之心」，又特稱「各言其傷」，都以別於「言志」，但這些語句還是不能用來獨標新目。可是「緣情」的五言詩發達了，「言志」以外迫切的需要一個新標目。於是陸機《文賦》第一次鑄成「詩緣情而綺靡」這個新語。「緣情」這詞組將「吟詠情性」一語簡單化、普遍化，並櫽栝了《韓詩》和《班志》的話，扼要的指明了當時五言詩的趨向。他還說「賦體物而瀏亮」，同樣扼要的指出了「辭人之賦」的特徵——也就是沈約所謂「形似之言」。從陸氏起，「體物」和「緣情」漸漸在詩裡通力合作，他有意的用「體物」來幫助「緣情」的「綺靡」。那時據說還有「賦詩觀志」的局面。幹寶《晉紀》說「泰始（武帝）四年上幸芳林園，與群臣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說「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應貞的詩見《文選》卷二十「公燕詩」，是四言，題為《晉武帝華林園集》，是頌美的獻詩。但一般的五言詩卻走向「緣情」的路。《文選》二十三有潘嶽《悼亡詩》三首，第二首中道：「上慚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合看這六語，所謂「賦詩言志」顯然指的人生義理。可是就三首詩全體而論，卻都是「緣情」之作。東晉有「玄言詩」，抄襲《老》《莊》文句，專一歌詠人生義理；詩鑽入一種狹隘的「言志」的觭角裡，終於衰滅無存。於是再走上那「緣情」的路。這時代詩人也還有明言自述己志的，可是只指窮通出處，或竟是歌詠人生的「緣情」之作。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說「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他志在田園，而又從田園中體驗人生；所謂「示志」，兼包這兩義而言。謝靈運在《山居賦》裡也說「援紙握管，……詩以言志」；他從山水的賞悟中歌詠自己的窮通出處——詩卻以「體物」著。還有江淹《雜體詩》中擬嵇康的一首（《文選》三十一），題為「言志」，卻以歌詠人生義理為主。

　　六朝人論詩，少直用「言志」這詞組的。他們一面要表明詩的「緣情」作用，一面又不敢無視「詩言志」的傳統；他們沒有膽量全然撂開「志」的概念，逕自採用陸機的「緣情」說，只得將「詩言志」這句話改頭換面，來影射「詩緣情」那句話。範曄所謂「見志」便是如此，已見上引。又，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文中雖提到「六義」「四始」，可並不闡發「風化」「風刺」的理論。「志動於中」就是《詩大序》的「情動於中」；「剛柔」是性，「喜慍」明說是情，一般的性情便是他所謂「志」。這也就是《詩大序》說的「吟詠情性」，只是居然斷章取義的去了那些附帶的條件。《文心雕龍·明詩》篇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這個「志」明指「七情」；「感物吟志」既「莫非自然」，「緣情」作用也就包在其中。《詩品序》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以下列舉物候人情，又云：「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這裡只說「性情」「心靈」，不提「志」字；但「陳詩展義」和「長歌騁情」，「窮賤易安」和「幽居靡悶」，都是「言志」「緣情」之別，又引孔子的話，更明是尊重傳統的表現。不過孔子是論讀詩。鐘嶸引用「可以群，可以怨」，卻移來論作詩——「可以興，可以觀」意義分明，不能移用，所以略去。建安以來既有了詩人，論詩的自然就注重作詩了。

　　梁代裴子野作《雕蟲論》，抨擊當時作詩的人。他說：

　　古者「四始」「大義」，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氣，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宋初迄於元嘉（文帝），多為經史。大明（孝武帝）之代，實好斯文。……自是閭閻年少，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志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文苑英華》七四二）

　　他在主張恢復經學，也在主張恢復「詩言志」的傳統；詩至少要吟詠窮通出處，不當在「卉木」「風雲」裡兜圈子。他抨擊的是「緣情」「體物」的詩。他引用「吟詠情性」一語，實指「緣情」而言；這揭穿了一般調和論者的把戲。但他雖能看出「言志」跟「吟詠情性」不同，在「遠志」和「其志弱」二語裡卻還將所謂「志」與「情」混為一談。這可見詞語的一般用例影響之大。《雕蟲論》並沒有能夠挽回「緣情」的五言詩的趨勢，更沒有能夠恢復「志」字的傳統用例。反之，那「情」「志」含混或調和的語例，倒漸漸標準化起來。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解釋《詩大序》裡「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幾句道：

　　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萬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

　　這裡「所以舒心志憤懣」，「感物而動，乃呼為『志』」，「言悅豫之志」「憂愁之志」，都是「言志」「緣情」兩可的含混的話。孔氏詩學，上承六朝，六朝詩論免不了影響經學，也不免間接給他影響。這正是時代使然。「志」「情」含混的語例既得經學的接受，用來解釋《詩大序》裡那幾句話，這個語例便標準化了，更有權威了。

　　不過直用「言志」這詞組，就不能如此含混過去。這詞組雖然漸漸少用在諷與頌的本義上，但總還貼在窮通出處上說，不離政教。唐代李白有《春日醉起言志》詩云：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李太白集》二十四）

　　這裡歌詠人生義理，是一種隱逸的出世觀，也是一種出處的懷抱，所以題為「言志」。又白居易的《初除戶曹喜而言志》詩云：

　　詔受戶曹掾，捧認感君恩。感恩非為己，祿養及吾親。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不以我為貪，知我家內貧。置酒延賓客，客容亦歡欣；笑雲「今日後，不復憂空樽」。答雲「如君言，願君少逡巡。我有平生志，醉後為君陳：人生百歲期，七十有幾人？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唯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苟免饑寒外，餘物盡浮雲。」（白氏《長慶集》五）

　　這也是窮通出處的懷抱，所謂「平生志」，是一種入世觀。白氏在《與元九書》中將自己的詩分為「諷諭詩」「閒適詩」等四類，這一篇便在「閒適詩」裡。他說：

　　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

　　「兼濟」的「諷諭詩」不用說整個兒是「言志」的，「獨善」的「閒適詩」明明也有一部分是「言志」的。這是「言志」的諷頌本義跟窮通出處引申義分別應用的顯例；以「兼濟」與「獨善」二語闡明這兩個意義，最是簡當明確。他說「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略同前引陸賈《新語》，卻是六朝「因文明道」說的影響。照這樣說，「詩言志」簡直就是「詩以明道」了——這個「道」卻只指政教。這也能闡明「詩言志」一語的本旨。還有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十八云：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端州郡齋壁詩》），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荷花詩》），豐清敏之志也。

　　三個譬喻象徵著包拯和豐稷的為人；這是表見德性的詩，也是「言志」的詩，而德性是「道」的一目。

　　「詩言志」的傳統經兩次引申、擴展以後，始終屹立著。「詩緣情」那新傳統雖也在發展，卻老只掩在舊傳統的影子裡，不能出頭露面。直到清代，紀昀論詩，還以「發乎情而不必止乎禮義」一派歸罪於陸機這一句話，說「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可以為證。這中間就是文壇革命家也往往不敢背棄這個傳統，因為它太古老了。如明代公安派雖說詩「以發抒性靈為主」，竟陵派就不同一些。鐘惺《喜鄒愚谷至白門，以中秋夜諸名士共集俞園賦詩序》篇末云：

　　履簪雜遝，高人自領孤情；絲竹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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