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四作詩言志

四作詩言志(1)

　　戰國以來，個人自作而稱為詩的，最早是《荀子·賦》篇中的《佹詩》，首云：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

　　楊倞注：「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詩以四言為主，雖不合樂，還是獻詩諷諫的體裁。其次是秦始皇教博士做的《仙真人詩》，已佚。他遊行天下的時候，「傳令樂人歌弦之」，大約是獻詩頌美一類。西漢如韋孟作的《諷諫詩》，韋玄成作的《自劾詩》等，也都是四言，或以諷人，或以自諷，不合樂，可還是獻詩的支流餘裔。不過當時這種詩並不多。詩不合樂，人們便只能讀，只能揣摩文辭，作詩人的名字倒有了出現的機會，作詩人的地位因此也漸漸顯著。但真正開始歌詠自己的還得推「騷人」，便是辭賦家。辭賦家原稱所作為「詩」，而且是「言志」的「詩」。《楚辭·悲回風》篇道：

　　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又莊忌《哀時命》篇道：

　　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屬詩。

　　說得都很明白。既然是「詩」，自然就有「言志」作用。

　　《韓詩外傳》卷七記著：

　　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

　　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

　　子路曰：「由願奮長戟，蕩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鬥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

　　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響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這個故事又見於同書卷九《說苑·指武》篇及偽《家語·致思》篇，但「君子登高必賦」一語都作「二三子各言爾志」。三人所陳皆關政教，確合「言志」本旨。這故事未必真，卻可見「賦者古詩之流」（班固《兩都賦序》中語），也跟詩一樣可以「言志」。所以《漢書·藝文志》道：

　　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

　　「賢人失志」而作賦，用意仍在乎「風」，這是確有依據的。不過荀、屈兩家並不相同。荀子的《成相辭》和《賦》篇還只是諷：屈原的《離騷》《九章》，以及傳為他所作的《卜居》《漁父》，雖也歌詠一己之志，卻以一己的窮通出處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的地位——宋玉的《九辯》更其如此。這是一個大轉變，「詩言志」的意義不得不再加引申了；《詩大序》所以必須換言「吟詠情性」，大概就是因為看到了這種情形。

　　漢興以來有所謂「辭人之賦」，「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雖也托為「言志」，其實是「勸百而諷一」。這些似乎是《荀子·賦》篇中《雲》《蠶》《箴》（針）等篇的擴展，加上屈、宋的辭。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第一提到的便是「相如工為形似之言」。「形似之言」扼要的說明了「辭人之賦」。「形似」不是「緣情」而是「體物」，現在叫做「描寫」，卻能幫助發揮「緣情」作用。東漢的賦才真走上「屈原賦」的路；沈約說「二班長于情理之說」，正指此。「情理」就是「情性」，也就是「志」；這是將「詩言志」跟「吟詠情性」調和了的語言。那時有馮衍的《顯志賦》，他的「自論」云：

　　顧嘗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遇。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淒情悲。……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所謂「顯志」，還是自諷「自厲」，但賦的只是一己的窮通。《文選》所錄「志賦」，班固《幽通》的「致命遂志」，張衡《思玄》的「宣寄情志」，其實都是如此；張衡的《歸田賦》也只言一己的出處，文同一例。此外可稱為「志賦」的還多，明題「志」字的也不少，梁元帝一篇簡直題為「言志」，都是這一類。《檀弓》篇所記「言志」一語，本指窮通而說，如前所論。但「詩」言一己窮通，卻從「騷人」才開始。從此「詩言志」一語便也兼指一己的窮通出處。士大夫的窮通出處都關政教，跟「饑者歌食，勞者歌事」原不相同，稱為「言志」，也自有理。沈約還說「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氣質為體」，那卻是「緣情」的賦，不能稱為「言志」了。

　　東漢時五言詩也漸興盛。班固《詠史》述緹縈事，結云：「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還是感諷之作。到了漢末，有酈炎作詩二篇，其一云：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淩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貪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敖裡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鐘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這篇和另一篇，後世題為「見志詩」。詩中道「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通塞」就是窮通。又《後漢書·仲長統傳》也記他「作詩二篇，以見其志」，卻是四言。酈炎的「見志」是「吟詠情性」，自述懷抱，而歸於政教。仲長統的「見志」也是自述懷抱，但歌詠的是人生「大道」，人生義理；人生義理不離出世、入世兩觀——仲長統歌詠的是出世觀——，可以表見德性，並且也還是一種出處，也還反映著政教。後來清代紀昀論「詩言志」，說志是「人品學問之所見」，又說詩「以人品心術為根柢」，正指的這種表見德性而言。當時只有秦嘉《留郡贈婦詩》五言三篇，自述伉儷情好，與政教無甚關涉處。這該是「緣情」的五言詩之始。五言詩出於樂府詩，這幾篇——連那兩篇四言——也都受了樂府詩的影響。樂府詩「言志」的少，「緣情」的多。辭賦跟樂府詩促進了「緣情」的詩的進展。《詩經》卻是經學的一部門，論詩的總愛溯源於《三百篇》，其實往往只是空泛的好古的理論。這時候五言詩大盛。所謂「一字千金」的《古詩十九首》，經多人考定，便作于建安（獻帝）前一個時期。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公幹（劉楨）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可見建安時五言詩的體制已經普遍，作者也多了；這時代才真有了詩人。但《十九首》還是出於樂府詩，建安詩人也是如此。到了正始（魏齊王芳）時代，阮籍才擺脫了樂府詩的格調，用五言詩來歌詠自己。他「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顏延之云：

　　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

　　「志在刺譏」是「諷」的傳統，但「常恐罹謗遇禍」，「每有憂生之嗟」，就都是一己的窮通出處了——雖然也是與政教息息相關的。詩題「詠懷」，其實換成「言志」也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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