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三教詩明志

三教詩明志

　　論「詩言志」的不會忘記《詩大序》，《大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前半段明明從《堯典》的話脫胎。《大序》託名子夏，而與《毛傳》一鼻孔出氣，當作于秦、漢之間。文中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卻又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說「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正義》云：「情謂哀樂之情」，「志」與「情」原可以是同義詞；感於哀樂，「以風其上」，就是「言志」。「在心」兩句從「詩言志」「志以發言」「志以定言」等語變出，還是「詩言志」之意；但特別看重「言」，將「詩」與「志」分開對立，口氣便不同了。此其一。既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說「情發於聲」，可見詩與樂分了家。此其二。「正得失」是獻詩陳志之義，「動天地，感鬼神」，似乎就是《堯典》的「神人以和」。但說先王以詩「美教化，移風俗」，卻與獻詩陳志不同；那是由下而上，這是由上而下。也與賦詩言志不同，賦詩是「為賓榮」，見己德——賦詩人都是在上位的人。此其三。獻詩和賦詩都著重在聽歌的人，這裡卻多從作詩方面看。此其四。總而言之，這時代詩只重義而不重聲，才有如上的情形。還有，陸賈《新語·慎微》篇也說道：

　　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衍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

　　「出口為辭」更見出重義來。而以詩為「道」之顯，即以「佈道」為「言志」，雖然也是重義的傾向，卻能闡明「詩言志」一語的本旨。

　　詩與樂分家是有一段歷史的。孔子時雅樂就已敗壞，詩與樂便在那時分了家。所以他說：「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論語·陽貨》）。又說：「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詩與禮樂在他雖還聯繫著，但已呈露鼎足三分的形勢了。當時獻詩和賦詩都已不行。除宴享祭祀還用詩為儀式歌，像《儀禮》所記外，一般只將詩用在言語上；孔門更將它用在修身和致知——教化——上。言語引詩，春秋時就有，見於《左傳》的甚多。用在修身上，也始于春秋時。《國語·楚語》上記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篇，士亹問于申叔時，叔時道：

　　……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韋昭解云：「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耀明其志」指受教人之志，就是讀詩人之志；「詩以言志」，讀詩自然可以「明志」。又上引範文子論賦詩，從詩語見伯有等為人，就已包含詩可表德的意思，到了孔子，話卻說得更廣泛了。他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將詩用在致知上；「詩」字原有「記憶」「記錄」之義，所以可用在致知上。但這與「言志」無關，可以不論。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說得作用如此廣大，如此詳明，正見詩義之重。但孔子論詩，還是斷章取義的，與子貢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與子夏論「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八佾》）可見；不過所取是喻義罷了。又，孔子惟其重詩義，所以才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

　　後來《禮記·經解》篇的「溫柔敦厚，詩教也」，《詩緯·含神霧》的「詩者持也」，《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的「省其詩而志正」，卷三十《藝文志》的「詩以正言，義之用也」，似乎都是從孔子的話演變出來的。《詩大序》所說「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是從興觀群怨，「事父事君」等語演變出來的。儒家重德化，儒教盛行以後，這種教化作用極為世人所推尊，「溫柔敦厚」便成了詩文評的主要標準。

　　孟子時古樂亡而新聲作，詩更重義了。他說：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萬章》上）

　　又說：

　　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上）友也。（《萬章》下）

　　「以意逆志」是以己意己志推作詩之志；而所謂「志」都是獻詩陳志的「志」，是全篇的意義，不是斷章的意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反對斷章的話。孟子雖然還不免用斷章的方法去說詩，但所重卻在全篇的說解，卻在就詩說詩，看他論《北山》、《小弁》、《凱風》諸篇可見（《告子》下）。他用的便是「以意逆志」的方法。至於「知人論世」，並不是說詩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頌詩」「讀書」與「知人論世」原來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後世誤將「知人論世」與「頌詩讀書」牽合，將「以意逆志」看作「以詩合意」，於是乎穿鑿傅會，以詩證史。《詩序》就是如此寫成的。但春秋賦詩只就當前環境而「以詩合意」。《詩序》卻將「以詩合意」的結果就當作「知人論世」，以為作詩的「人」「世」果然如此，作詩的「志」果然如此；將理想當作事實，將主觀當作客觀，自然教人難信。

　　先秦及漢代多有論「六經」大義的。《莊子·天下》篇云：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這也許是論「六經」大義之最早者。「道志」就是「言志」——《釋文》說，道音異，雖本于《周禮·大司樂》，卻未免迂曲。又《荀子·儒效》篇云：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這與《天下》篇差不多；但說《詩》只言聖人之志，便成了《詩序》的淵源了。又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云：「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近人蘇輿《義證》曰：「詩言志，志不可偽，故曰質」，質就是自然。又《漢書·司馬遷傳》引董仲舒云：「詩以達意」，「達意」與「言志」同。又《法言·寡見》篇云：「說志者莫辨乎詩」，「說志」也與「言志」同。這些也都重在詩義上。

　　詩既重義，獻詩原以陳志，有全篇本義可說。賦詩斷章，在當時情境中固然有義可說；離開當時情境而就詩論詩，有些本是獻詩，也還有義；有些不是獻詩，雖然另有其義，卻不可說或不值得說，像《野有蔓草》一類男女私情之作便是的。這些既非諷與頌，也無教化作用，便不是「言志」的詩；在賦詩流行的時候，因合樂而存在。詩樂分家，賦詩不行之後，這些詩便失去存在的理由，但事實上還存在著。為了給這些詩找一個存在的理由，於是乎有「陳詩觀風」說。《禮記·王制》篇云：

　　歲二月，（天子）東巡守，至於岱宗，……覲諸侯。……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玄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孔穎達《正義》云：「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孔說似乎較合原義些。

　　自然，若要進一步考查那些詩的來歷，「采詩」說便用得著了。《漢書·藝文志》云：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詩有官，這個官就是「行人」。《漢書》二十四上《食貨志》云：

　　冬，民既入，……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

　　這樣，采詩的制度便很完備了。只看「比其音律」一語，便知是專為樂詩立說；像《左傳》裡「城者謳」「輿人誦」那些徒歌，是不在採錄、陳獻之列的。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漢代有采歌謠的制度，《藝文志》云：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

　　徐中舒先生指出采詩說，便是受了這件事的暗示而創立的；那麼，就無怪乎顧不到《左傳》裡那些謳、誦等等了。《王制》篇出於漢儒之手，是理想，非信史，「陳詩」說也靠不住。「陳詩」「采詩」雖為樂詩立說，但指出「觀風」，便已是重義的表現。而要「觀風俗，知得失」，就什麼也得保存著，男女私情之作等等當然也在內了。這類詩於是乎有了存在的理由。

　　《詩大序》說「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漢書》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以及「各言其傷」，其實也是「吟詠情性」，不過「吟詠」的人不一定是「國史」，也不必全是「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罷了。「吟詠情性」原已著重作詩人，西漢時《韓詩》裡有「饑者歌食，勞者歌事」的話，更顯明的著重作詩人，並顯明的指出詩的「緣情」作用。但《韓詩·伐木》篇說云：

　　《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

　　說到「朋友之道」，可見所重還在諷，還在「以風其上」。班氏的話，與「歌食」「歌事」義略同，但歸到「以觀風俗」，所重也還在「以風其上」。兩家論到詩的「緣情」作用，都只是說明而不是評價。《伐木》篇若不關涉到朋友之道的完缺，「歌事」便無價值可言。詩歌若不采而陳之，「哀樂之心」「歌詠之聲」又有何用？可見這類「緣情」的詩的真正價值並不在「緣情」，而在表現民俗，「以風其上」。不過獻詩時代雖是作詩陳一己的志，卻非關一己的事。賦詩時代更只以借詩言一國之志為主；偶然有人作詩——那時一律稱為「賦」詩——，也都是諷頌政教，與獻詩同旨。總之，詩樂不分家的時代只著重聽歌的人；只有詩，無詩人，也無「詩緣情」的意念。詩樂分家以後，教詩明志，詩以讀為主，以義為用；論詩的才漸漸意識到作詩人的存在。他們雖還不承認「詩緣情」的本身價值，卻已發見了詩的這種作用，並且以為「王者」可由這種「緣情」的詩「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那麼「緣情」作詩竟與「陳志」獻詩殊途同歸了。但《詩大序》既說了「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說「吟詠情性」；後二語雖可以算是「言志」的同義語，意味究竟不同。《大序》的作者似乎看出「言志」一語總關政教，不適用於原是「緣情」的詩，所以轉換一個說法來解釋。到了《韓詩》及《漢書》時代，看得這情形更明白，便只說「歌食」「歌事」，只說「哀樂之心」，「各言其傷」，索性不提「言志」了。可見「言志」跟「緣情」到底兩樣，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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